国　殇

作者：霍达[回族]

他在赶这个日子。如果身体稍好一些，他是决不会拖延的，他向来是保质保量并且提前完成任务的。
　　八月一日，星期六，北京这一年中最热的一天。
　　凌晨四点钟，王振泰突然叫醒妻子：“哎，不好……赶快给我喷药!”
　　邻居被惊动了，赶快打电话，叫急救车!
　　车来了，人们七手八脚，要抬他上车却抬不动。一米八二的大个子，女人抬不动!王振泰挣扎着，自己爬上车。
　　急救车发着尖厉的呼啸，直奔医院。车过北海，王振泰觉得自己好一些了，嚷着要回去，他的总结还没写完，后天就要汇报!妻子不听他的了，决不能听了，车子继续向医院疾驰……
　　急诊室。值班大夫看了看王振泰：“去做个心电图吧!”
　　妻子搀扶着他，一步一步踏着楼梯，去做心电图。心电图室却没有人。“大夫!护士!”妻子急切地呼叫，四处寻找。护士来了。“交钱去!”
　　妻子犹犹豫豫地接过交款单，心里说：晚交一会儿我也不会坑你，就不能先做吗?救人要紧!但是，她不敢说，也不敢违抗，还是去了。
　　等她交了钱回来，她的丈夫竟已离开了人间!就在她交钱的那会儿工夫，就在王振泰躺到心电图仪旁的一刹那，他的生命突然结束了，连病也没来得及治，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
　　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中国聋人戏剧的创始人，匆匆离去了，终年四十八岁!
　　当天晚上，北京城下了一场人们盼望已久的透雨，而他却没有享受到酷热过后的清凉。
　　大雨如注，他留下的陋室又漏水了，破瓦垂泪，颓壁留痕，似在埋怨它们的主人为什么不来修理?他不来了，永远也不再为这蜗居多年的栖身之所补砖抹泥了。
　　王振泰猝死的噩耗使远在美国的大卫?海斯悲痛万分，他在唁信中号哭：“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王振泰生前并没有得到这样崇高的荣誉称号，这是一位异域知音、一位洋“伯乐”的由衷赞语，恐怕也不为过誉吧?
　　洋“伯乐”也是伯乐，中国的“千里马”走向世界，并不拒绝洋人的慧眼相识。但是，中国的“伯乐”干什么去了呢?中国的“黑泽明”、“高仓健”，中国的“邦达尔丘克”，中国的“格里高里?派克”、“嘉宝”、“英格丽?褒曼”……等待他们去发现，不要等到一个个都死了再去评头品足!
　　“墙里开花墙外香”。王振泰的艺术之花、生命之花开得灿烂夺目、香远益清，却又开得太迟、太短、太难，这大概是在“墙外”的大卫?海斯所难以理解的，他根本不知道王振泰在“墙里”所经受的艰难困苦!
　　等到“墙外”的清香反馈到“墙里”，中国已经没有王振泰了!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党委根据死者生前的愿望，追认王振泰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的儿子，虽然死后才被母亲承认，总算也偿还了夙愿!
　　王振泰之死，把戏剧界同行惊呆了!把与他同台演出的伙伴们疼傻了!把他亲手扶植起来的聋哑演员的泪水哭干了!他们不会说话，只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王振泰相通的哑语“呼唤”着他：爸爸!他对他们恩重如山，他们把他看作重生父母。“中国聋人戏剧之父”，王振泰确也当之无愧。如果哑巴会说话，他们将用人间最美好的语言，向人们讲述这位“父亲”的动人故事……
　　王振泰并不是被整死、气死、冤死的，也不是医疗事故，夺去他的生命的是病魔，因而无“官司”可打。但是，如果他所从事的、受命于祖国的、具有重大开拓意义的聋人戏剧事业能够得到一些真正理解和具体帮助，而不是刁难和阻挠，如果有人分担些他肩头的重压，也许不至于为此而丧命。如果他自己不那么认真不那么“傻”不那么拼命，如果能早点儿主动就医，也许四十八岁并不是寿限。
　　近年来，报刊上常常报道一些有贡献的中年知识分子“带病坚持工作”，为此，著名社会学家王康教授说：“带病坚持工作精神可贵，但不可取，不宜大张旗鼓地宣传。”他的话无疑是科学的、正确的。“讳疾忌医”历来是被人嘲笑的，有病不看是愚昧无知，自己“找死”。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年知识分子当中却相当普遍。是他们都“愚昧无知”吗?都愿意“找死”吗?岂不知，他们的工作任务是何等繁重，以至于非“带病坚持工作”不可；他们去看病又是何等之难，以至于宁可自己忍受病痛也不愿意去排队等候、去遭白眼。卫生部曾在一九八三年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认真做好中年知识分子的体检工作。四年过去了，许多单位并未认真落实。中科院一些研究所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很高，但每年一次体检却没有保证。有些单位为了少花钱，只做常规项目的体检；有的体检时只查一个科；有的只管报告体检结果，不关心治疗，以至于一误再误，许许多多宝贵的生命就这样被断送了……
　　自然，我也深知医务工作者的苦闷与艰难，如今在医务界挑大梁的人也是中年知识分子，他们也没有排除在工资低微、养老抚幼、工作繁要……的人们行列之外。大夫们也在“带病坚持工作”，和张广厚、谢以铨、王振泰……一样。他们的历史使命决定了这一代人必须“拼命”!许多人在这条路上倒下了，活着的人踏着他们的足迹，还在继续走下去……
　　冯福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尖子演员，现年四十六岁，已有二十六年艺龄，是王振泰的同龄人和挚友。他的家里有长期瘫痪的老父亲，弟弟患有肝坏死的重病。他背着沉重的家务，还要作剧院的台柱子，哪副担子也不能卸。一九八三年体检，发现肺部有一块栗子大小的“增浓”，医生说是肿瘤前期。知道了又怎么样呢?他能“躺倒不干”吗?只能在治疗的同时，照样演戏，有时甚至一天两场。他是主角，他一退，整台戏就垮了。上场之前，他必须先打一针葡萄糖；幕间十分钟仅够换服装的时间，一边换装，一边往嘴里塞仁丹；演出中间支撑不住，就对着侧幕喊：“赶紧给我一碗凉水!”
　　他曾经晕倒在舞台上，是王振泰把他救了下来。那是怎样的“即兴表演”啊!振泰抱着他、扶着他，说着临时编造的“台词”。把他拉到台后，观众竟看不出一丝破绽，还为他们的表演“真实动人”而鼓掌呢!振泰救过他，他也救过振泰，他们是患难之交，生死之交!
　　但是，振泰先走了。他还在沿着振泰走过的路往前闯。“我们青艺的同龄人，已经死了七个了，不知哪一天，该轮到我了!”他说，语调似乎很平静，“我现在索性不停了，有戏就演，有活儿就干，我要活得值!”
　　徐雷，现年三十八岁，青艺的主要女演员，一九七九年从部队转业到了青艺，半道儿接了《权与法》，之后一直没有间歇地主演了《上海屋檐下》、《金子》、《金钥匙》、《街上流行红裙子》、《风雨故人来》、《不知秋思在谁家》、《红茵蓝马》，还拍了电影《秋天里的春天》和电视剧《故土》，短短的艺龄达到了惊人的饱和程度。她的观众也许根本想不到这样一位“台柱子”的月工资至今刚刚长到八十九元；为了保证她的演出，从母亲到丈夫孩子都一切先尽着她，她是全家的“重点保护对象”，一个做母亲的人，从孩子口中夺食，又是什么滋味儿!观众只听说某某“歌星”发财了，某某“影星”阔了，这也许是真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坚守在严肃的艺术创作岗位上的话剧演员生活的窘迫，人们戏称他们为“艺丐!”
　　徐雷并不羡慕那些“走穴”的人。“再唱一个，我给钱!”“再扭一扭，我给钱!”那是艺术吗?那是对艺术的亵渎，是对人格的拍卖!她挚爱自己的事业，辛勤地耕耘着艺术园地。
　　那一次，在《风雨故人来》的演出当中，一封“爸爸病重，能否回?”的电报飞到女主角的面前。当时，她的老父亲因脑溢血，已危在旦夕，家人怕影响她的工作，争论许久，才打了这么一个商量口吻的电报。女儿的心碎了!但是!八场戏的票已经全部售出，她不能让观众失望，不能砸了剧院的牌子，决定不回去，含着眼泪也要把戏演完!
　　那难忘的八场演出，每天她都是第一个到达剧场，目不斜视，排除一切干扰，使自己进入角色。那天，她刚走到剧场的收发室，看门人说：“今天恐怕不演出了，听说女主角的爸爸去世了!”她的头“嗡”地一声，几乎跌倒在地。她走进空空的剧场，坐在观众席上，一个人默默地饮泣。这一晚的演出没有停，是她坚持要演的，而且演得格外好。她原担心自己会死在舞台上呢，没想到，真争气啊!
　　八场戏演完，她才赶回故乡，那时，父亲已经故去十天了，只留下一抔骨灰!
　　说起这些，徐雷不知不觉涌出了泪水。但她对自己走过的路，无恨无悔。她只是哀叹：“别人以为我是‘牛’，其实，正当年华，已经力不从心了，好几次差点儿死在台上!”她感到欣慰的是：“这几年的创作给了我乐趣，我最幸福的时刻是在创作中，没有事业，就没有一切!”
　　和冯福生一样，她这位看来还很年轻的女演员也早早地想到了“死”，从王振泰想到自己。“活着干，死了算，只是个迟早的问题!”她说。
　　徐雷还年轻，她的同龄人、同代人都还年轻，“死”，本不是他们该议论的话题，他们应该放眼眺望的不是结束生命的八宝山，而是生命之树长青的事业峰巅。但是，王振泰等人的死给了他们某种预兆，他们似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可能和“先行者”们一样短促，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清醒!猝死的人生前未必想到死，也未必痛苦，痛苦的是清醒地走向归宿的后来者!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残酷的自我抉择：要生存质量，还是生存期?愿命运赐我以神来之笔!
　　一九八六年二月六日，北京。
　　这一天是阴历腊月二十八，牛年就要过去，虎年即将开始。立春已经第七天了，气温却还未转暖，朔风卷着尘沙，扑打着朝北的窗户，使深夜伏案工作的高建民全身透着凉意。
　　他的面前摊着三份中、英文《说明书》，其中一份是这样开头的：
　　
　　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轧机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生产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的斜轧轧机。
　　轧制无缝钢管的轧制设备虽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至今还没有出现一种结构简单而又能高效地生产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的轧制设备。无论是“自动轧管机组”还是“皮尔格轧管机组”都只都生产直径七百毫米以内的无缝钢管，然而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对于大型工程和海洋开发都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大直径无缝钢管只能用Ehrhardt方法，质量要求不高的也可用UOE焊接钢管方法，这些方法都比较复杂，不仅生产设备庞大，而且生产率太低。
　　于是，发明人提出了“负特征角斜轧理论”，解决了斜轧大压下的理论问题，依据这一理论可以创造出一系列的新型高效率斜轧轧机。
　　该轧机可以轧制直径为五百毫米以上的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该机的轧制压下量大大高于普通的斜轧轧机，该轧机设备结构简单，控制方便，能够高效率、高质量地生产较薄壁的大直径与特大直径的无缝钢管。
　　为了大多数读者的方便，我不再引述下面那些佶屈聱牙的文字，普通读者虽然不必弄懂这些专业性极强的科技理论，却不可无视它的科学价值，不可无视那些冰冷的钢铁机械对世界物质文明和国计民生的巨大意义。早在一八八五年，德国的曼内斯曼兄弟就发明了斜轧穿孔机，又于一八九一年发明了皮尔格轧管机，一九○六年斯特菲尔发明了自动轧管机，一九三六年美国人阿塞尔发明了阿塞尔轧管机。近年来，意大利发明了压力穿孔机，德国施洛曼——西马克公司发明了三辊行星斜轧轧管机。利用这些无缝钢管轧机已形成了种种组合型式。尽管无缝钢管的轧制设备不断地更新和发展，但由于轧制理论和由此产生的轧制工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于是导致了轧制设备越来越复杂和庞大，轧制效率低，轧制出的产品表面质量不高等问题。
　　我们还记得五十年代我国鞍山首次制造出无缝钢管时，带给每个中国人的巨大喜悦。那时，我们依据的就是曼内斯曼理论，使用的也是进口的现成设备。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和世界也都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的无缝钢管轧制理论和方法。
　　现在，一个中国人创立了“负特征角斜轧理论”，一反沿用百年的传统，独辟蹊径，设计出一系列的新型低成本、高效率无缝钢管斜轧轧机，从而，将使中国在无缝钢管的轧制理论和应用方面都跃居世界领先地位……
　　发明人年方四十四岁，是北京市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的工程师高建民。为了创立这一理论，他花费了整整二十年的岁月……
　　一九六六年，高建民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压力加工专业，并考取了该专业的研究生。导师问他：“你准备在哪个方面作深入的研究?”他明确回答：“我对无缝钢管有新的设想!”那时，未来的“负特征角斜轧理论”在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个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印象，一粒初具雏形、等待萌发的种子。
　　可惜，一场从天而降的政治狂飙把一切都打乱了，那时候，似乎大字报比无缝钢管要重要得多。他中止了研究生的学业，被分配到鞍钢无缝钢管厂当工人。
　　一九七三年，他有幸得到冶金工业部的垂青，让他去西安参加一个专业会议。他想：机会来了，要把自己的设想整理出来，争取得到部里的重视和支持!那时，他是一名工人，车间里干活儿三班倒，他是没有资格“脱产”的。为了绘制那些繁杂的图纸，他需要时间!为此，他竟然请了三个月的事假。当然，按照厂里的规章制度，这要扣发他的工资的。扣就扣吧，为了那既不能吃、也不能喝的理论构想，他把饭碗也置之不顾了!他仍在苦苦思索：曼内斯曼，曼内斯曼，总有一天，我要向你们兄弟挑战!
　　高建民的构想果然受到了冶金部的重视，列为部里的科研项目。消息传到厂里，那扣发了三个月的工资就补给他了。部里根据他的愿望，同意他到钢铁学院去进一步研究和实验，因为那是他的母校，那里有他所熟悉、并且也熟悉他的老师。
　　重返母校，高建民的心情犹如龙入大海、虎归山林。他和他的老师们通力协作，为实现他的构想而废寝忘食，通宵达旦，绘制那些精密细致的图纸……他说：只要能搞出这项成果，对国家有用，我个人的名字排在最后也无所谓。
　　四年过去了，他所期望的成功还没有到来。这时，厂里接到北京来函，得知实验已经“失败”，召他回去。高建民不知“失败”之说从何谈起，但他想象得出一旦半途而废意味着什么。回去，就再也搞不成了!他没有走，仍旧“赖”在北京，千方百计地寻找继续实验的机会。为此，厂里又扣发了一年的工资!那时候，他已经娶妻生子，与他分居两地的妻子每月挣五十多元钱，还要寄给父母四十元，请他们代为抚养孩子，剩下的十多元钱怎么养活这夫妻两个?只有天晓得了。妻子没敢把丈夫的处境告诉娘家父母，勒紧裤腰带，让丈夫继续研究他的无缝钢管理论。唉，高建民，这个面慈目善的男人，意志却比铁石还坚硬，他迷恋钢铁竟然到了不顾身家性命的地步!
　　又一次幸运帮助了困境中的他，他的学术论文终于在《金属学报》上发表了!鞍钢无缝钢管厂的领导看到了来自北京的权威性学术刊物，知道高建民没“失败”，没“白干”，没“泡汤”。把扣了一年的工资如数补给他了。这笔钱简直是雪中送炭，高建民兴奋地奔走于书店、图书馆和科研单位，他有了“活动资金”了!
　　他艰难地跋涉于科学探索之路，寻找着报国之门……
　　一九七八年，他得以从鞍钢调回北京，他仍然放不下多年的梦，离开了无缝钢管的事业，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几番辗转，他调到了北京市科学技术交流中心，这里的领导理解他，支持他，鼓励他把继续了近二十年的研究进一步搞下去……
　　他遇到的困难和干扰是多种多样的。在理论上，国内有些同行不同意他的理论，认为他的这一套不是前进，而是“后退”；日本专家则断言：对西德的曼内斯曼体系进行改进是不可能的，国际上一百多年来尚无先例。在实际应用上，他的构想也并未被有关部门正式采用。原因是：目前我国应用的无缝钢管轧管设备都是曼内斯曼体系的，要淘汰、更新，牵扯面广，投资巨大，谁能拍板下这个决心呢?何况国际市场上也是这些设备，需要部分更新时只须进口就可以了，有什么必要冒极大风险去为高建民尚未得到国际公认的新理论去孤注一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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