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　殇

作者：霍达[回族]

他走了，再也没有回来。遗憾的是，今天的课他还是误了，他没有死在神圣的讲台上，却不幸倒毙途中!他的路没有走完，为什么在中途就躺下了呢?
　　谢以铨无声无息地躺在停尸床上，他不能回答这个世界上任何人向他提出的问题了。
　　医生诊断说，他是心脏病突发而猝死的。可是，老谢从来也没有过心脏病啊!
　　民警神情严峻地向大夫建议：“为了弄清死因，是不是做一做尸体解剖?”
　　“不用了，人都死了，就别再拉他一刀了!”妻子痛哭着，嘶喊着。她相信，像老谢这样的好人，没有人会暗害他；他身上没带钱，没穿好衣裳，骑一辆破车，没有人会拦路抢劫这么一位“老农”!“他是累死的，活活儿地累死的!”
　　“累死”?在刑事侦破中没有这样的词儿，“累死”没有凶手，没有被告，没有任何人承担法律责任，肇事的原因在死者自己，他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太神圣了，把自己的身体看得太轻微了，太“玩儿命”了!铁面金刚似的民警，眼里涌出了泪水：“谢老师是在骑车去讲课的路上故去的，他死在工作岗位上，建议你们学校领导按‘以身殉职’为他料理后事!”
　　这番话激动了大家的心，是的，“以身殉职”，这样的词儿过去只用在白求恩、张思德身上，他们是英雄，是军人；而谢以铨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师，他不会行医，不会打仗，只懂得庄稼和害虫，但他也是把生命献给了事业，他的死不比泰山还重吗?可惜，却很少有人这样评价一个知识分子——默默无闻的普通知识分子!
　　随便你们怎么评价吧，反正谢以铨已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毁、誉都是身外之物了。他一生没有为自己“争”过什么，他只是怀着一个深深的遗憾：今天让学生白等了，他再也不能给他们上课了!
　　谁也不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息想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倒下的。但是，好像是冥冥之中不可知的力量，为他安排了一个听取最后遗嘱的人。这个人，是他同在一个院里办公的朋友、畜牧研究所的朱成宽。这天早晨，朱成宽骑车赶往农大大院，忽然听到有人叫他：“成宽!”他回头一看，是谢以铨。老谢对他说：“成宽，我实在骑不动了，只好慢慢儿骑。请你到了所里给植保系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八点钟的课我恐怕赶不上了，替我请个假，推迟一会儿……”
　　朱成宽在仓促的上班途中，没有来得及多想，就接着赶路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的身后不远，老谢已经倒下了，刚才的几句话就是他留给他的领导、他的学生的临终遗言。死神掐住他的咽喉的时候，他还想着他的工作，还在遵守着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学校的规章制度，一丝不苟地向领导请假，向他的学生请假!也许，他那时正在忍受着剧痛的折磨，也许每蹬一下自行车踏板就向死亡靠近了一步，但他什么也没说。朱成宽后悔啊，如果当时脑子多转个弯儿，赶紧送他上医院；如果分手后再回头看他一眼也许他不至于死……
　　老谢就这样走了，清贫、洁白、朴素，没有留下任何污垢。人生在世，五十三年，他匆匆来了，又匆匆走了，他要做的事情远没有做完，他能使的力气都全部使出来了，直到那奔向校园的自行车踏板的最后一次踏动!
　　……
　　人寿几何?谁也不能预料。有的人于国无益却活得太久了，有的人于民有用却死得太早了，不但什么都未及准备，而且这个世界还欠了他太多的债，直到他死后，活着的人才意识到许许多多对不起他的地方，需要补偿，需要为他做点儿什么，“争”点儿什么，却又太晚了!
　　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周明牂光临他最心爱的学生的寒舍，望着谢以铨栖身二十多年的、寒伧而又拥挤的斗室和他留下的孤女寡妻，老教授潸然泪下，感叹唏嘘。以铨，他工作得那么出色，却生活得这样艰难!周教授找不到适当的语言安慰死者的妻子，只能问问他：有什么困难和要求?
　　谢以铨的遗孀涕泪横流。她的顶梁柱倒了，丈夫把家里的重担都交给她了，她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有多难走!这房子该修，两个女儿要吃饭，要上学……，这都是横在她面前的难关。但是，更使她动心的是丈夫，为了让丈夫走得更安然，她提出：“老谢的副研究员职称问题……”
　　这一条，像一块巨石砸在周教授的心上!
　　这也正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作为一位老教授，他当然明白职称意味着什么，那是一名知识分子的学术水平、成就高低、贡献大小的标志，是国家权衡人才的尺度。知识分子可以不在乎薪水的多寡、职务的升降，但是，他们十分爱惜自己的名誉，他们需要得到国家和社会对于自己的知识才学的尊重。谢以铨在科研上有重大成果，学术上有诸多的著作，并且协助周教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研究生。他是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主持人和参加者，是《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昆虫卷》的编委，是农大许多届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成员。他教的学生获得了博士、硕士学位，而他自己仍然是一名讲师!一九八二年评定职称时，他曾申请提升为副研究员，并经教研组、昆虫专业和植保系职称评审委员会讨论通过，上报学校。学校同意上报，但因为考虑到副研究员属于科研系列而不属于教育系列，尚需“打通上报渠道”。未几，全国职称评审工作冻结，而“渠道”还未“打通”，谢以铨的申报材料走至中途而鲠住，没有结果。他当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工作，但同代人甚至后来者已评上了副教授，他仍以讲师的身份和教授、副教授一起带博士生。四年之后，职称评审工作再度进行，把他和“小字辈”们列在一起评了，旁观者认为这次谢以铨当之无愧、万无一失了。可是，结果却使他再次落空。究其原因，自然是有些说法的，这次有这次的标准，逐项审核，对谢以铨很不利。比如：两次重大科研成果，是周教授带头搞的；大部头的著作和许多篇学术论文，是周教授领衔主笔；带研究生，是周教授挂帅……而且谢以铨的主要工作是科研，教学学时自然也就比不上别人多，等等。这使周教授叫苦不迭，而又有口难辩!三十一年，他和谢以铨并肩战斗，情同父子，从来也没有分过你我。谢以铨是他的学生，出于对老师的尊重，当然不会跟他争名次，何况没有周教授牵头，许多项目不能上，著作和论文难以发表，周教授本是甘愿以自己这块“牌子”充当为以铨劈山开路的板斧，却不料成了他的拦路石!谢以铨的名字常常排在后面，充当“老二”甚至“老三”，“论功行赏”的时候就有差别了，始料不及!天知他知谢以铨这个在名次上甘居人后的实干家是怎么工作的，周教授出于对他的绝对信任，常常放手地让他去主持科研、教学和著作，而且年事已高的老师最终总要把这项事业交给学生，谢以铨正是最理想的接班人!但是，这些话要讲得清楚却很难。尽管周教授和其他教授在职称申报材料的“专家鉴定意见”一栏里一一列数了谢以铨的学术成就并给予高度评价，恳切陈辞：“谢以铨同志早已具备副研究员的学术水平，建议提升他为副研究员，并援教师例作为上届提职工作遗留的问题计算开始提职年份”，但这一诚挚的愿望却最终仍然没有实现!
　　现在，死者的妻子代他向恩师提出了这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周教授万感交集，却无言以对。
　　死者的妻子却并不了解此时周教授的心情，她试探地问：“听说这次已经通过他为副研究员了?那……希望能从八三年算起!”
　　周教授不敢看她那哀伤而又怀有希冀的眼神。看来，她什么都不知道，还想“从八三年算起”呢?八七年都没有他!但是，他能说吗?老教授的嘴嗫嚅半天，还是难以启齿，他不忍再刺激这个已经遭了横祸的女人!
　　周教授默默地告辞了，把万语千言都和泪吞下了。
　　年龄相差将近三十岁的两代植保专家在崎岖的事业之路上不期然地分手了，谢以铨没有跟着老师走完漫长的征途。他们在事业上的亲密合作，是在桂林柑桔研究所结束的。那里，绿叶披纷、硕果累累的柑桔记载着他们的建树，也象征着他们的品格。这令人想起郭沫若的名剧《屈原》中三闾大夫以《桔颂》向他的学和玫知己婵娟献祭的感人诗篇。
　　
　　周教授没有告诉死者遗孀的还有一句至关重要的话：谢以铨在出发讲学之前对自己又一次“榜上无名”是一清二楚的，却没有对任何人流露不满情绪，一直到死!但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承受着怎样的压力，抑制着怎样的愤懑!谢以铨毕竟是人而不是牛马，“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早”，这不公正的待遇是对一位严肃而正直的学者的才干和人格的双重侮辱!
　　周教授无疑是首先发现谢以铨这匹“千里马”的伯乐。可惜，这位“伯乐”的权力太小了些，目光和魄力也不够远大。在农大，在农学界，像他这样垂垂老矣的前辈还有一些，人家能够对自己的弟子鼎力举荐、破格提拔，他却为何不能呢?他严于律己、严于教徒，注重实干而不尚张扬，这当然也无可非议。但是，谢以铨这样“战骑一敌万”的良驹在他手下团团转了三十一年，始终示能凌空腾跃，却不能不说是伯乐的悲剧。到头来，伯乐葬马，空留下无谓的嗟叹：“谢以铨为我作出了牺牲，我对不起他!”
　　雪上空留马行处，龙媒去尽鸟呼风。晚了!
　　可怜的是，谢以铨也有学生和追随者，也在依照祖师爷的风范，步老师的后尘!就在谢以铨升迁无望、郁愤难平之际，他指导的博士生张青文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棉花的补偿能力与棉铃虫的防治新策略》。为了让老师也当一次“老大”，以便在下次评职称时增添一些分数，张青文毅然作出牺牲，在自己的名字前边写上：“谢以铨”，名列第一，论文发稿时，谢以铨正在桂林讲学。刊物在印刷中，他却已经死了。他的学生的一片赤诚之心白费了，晚了!张青文跪在老师的遗孀面前痛哭：“师母，我再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恩师的了!”
　　谢以铨的妻子精神恍惚，痴痴迷迷。她猛然想起，丈夫在死前的一段时间，情绪有些反常。
　　他即将去桂林讲学时，曾对妻子说：“我陪周先生去，让他讲吧，我不讲!”
　　“为什么?”妻子问他。
　　他没有回答，只报以抑郁的目光。
　　妻子现在懂了，那是他对于无视他的学术的人的无声抗议!但他还是讲了，而且讲得那么认真、那么好……
　　他匆匆赶回来时，妻子对他说：“我给你预约好了，星期一去医院检查!”
　　“不行，”他回答，“星期一我得讲课!”
　　“刚回来就讲课?为什么安排得这么急!”
　　他不语，只张了张嘴，好像要说什么，却又咽回去了。
　　妻子现在懂了，那又是一次无声的抗议!用“课时”来卡一个科研人员吗”你们卡不住，且看下次吧!可惜，他没有再次较量的机会了……
　　妻子一切都明白了，丈夫在死前独自忍受着屈辱，却不肯向她透露一个字，是怕她为他伤心、为他不平!
　　“老谢是屈死的，是含冤而死的!”她终于发出了这嘶哑的呐喊。
　　农大的领导为抚恤死者的家属作出了安排，这当然都是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妻子念念不忘、逢人便讲的是为丈夫“正名”!她坚决要求：把本应该属于他的、早就该属于他的职称还给他，让他“名正言顺”地安息!
　　谢以铨之死在农大激起了轩然大波，四十八名教师和科研人员联名上书校长，要求重新审议谢以铨的副研究员职称。当他们拿着这封信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签名时，老教授慨然叹曰：“你们早干嘛呢?人死了，才想起来找我!”
　　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现在，物伤其类的“马”们在奔走呼号寻找伯乐，咄咄怪事，呜呼哀哉!
　　这封“请愿”书如石沉大海，迄今尚无回音。一位平时与谢以铨并无深交的教学辅助人员说：“谢以铨的死已经激起了民愤!”
　　“民愤”又能如何呢?
　　老讲师和个体户；教授和孙女；死了的和活着的；马克思的名言和日本人的议论……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北京。
　　黄昏，繁忙的一天的收尾。北京师范大学门前的南北走向大街上，车水马龙。自行车摩托车卡车吉普车公共汽车……汇成一股潮水，奔向各自的终点。潮水把街道切割成东西对望的两岸，行人小心翼翼地穿过连接两岸的斑马纹人行横道，犹如跨越波涛之中的险桥。
　　此刻，也许根本没人注意，在马路边站着一位神情怯懦的中年妇女。是的，她实在太貌不惊人了：中等偏矮的身材，干瘦而虚弱。稀疏的头发，布满皱纹的脸。鼻梁上架一副一千三百度的近视镜，镜片上一圈儿又一圈儿的同心圆，像两只厚厚的瓶子底儿。在她微张着嘴向前张望、寻找车辆空隙的时候，露出七零八落的牙齿。她上身穿着一件咖啡色旧线衣，袖口上还接了一截儿针织品，也已经磨损了。外面罩一件穿了好多年的蓝布上衣，下身是旧的确良长裤、平底黑布鞋。凭这副模样，这身打扮，别人大概以为她是个没文化的家庭妇女或保姆，怎么也不会想到她是一位大学讲师。其实她自一九五六年从北师大毕业留校后，在化学系任教已三十年了。
　　倒退三十年，徐志英也曾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红润的瓜子脸，浓密的秀发，两条油亮的大辫子，一副亮的歌喉。她是北师大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多少次在联欢中、在舞会上，她那青春的舞姿给人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这一切，都像梦一样飘散了，永不再属于她了，眨眼之前，她老了。十年“文革”开始时，她才三十出头，浩劫过后，已四十有余。老了，真是老了。人们都说：向“四人邦”讨还失去的青春，可到哪里去讨还呢?
　　……现在，徐老师无心追寻往事，她手里提着酱油瓶子，去解决一个非常微小而又非常实际的问题。她在系里是一名讲师，在家里是一位主妇，双肩挑着两副重担，哪一副也不能放下。
　　她心惊肉跳地站在马路旁，望着那离弦箭般的车辆，路蹰再三，举步不前。她最怕过马路。眼神儿太差了，一千三百度，而且视网膜曾经脱落又“焊”了上去。她鼓足了勇气，在朦胧暮色中吃力地辨认着斑马纹人行横道，左顾右盼，摸摸索索，朝前走去。
　　她终于在马路对面买到了酱油。当她返回来时，天更暗了，车更挤了。她再次摸索着往前走，顺着斑马纹……
　　车子穿梭似的在她眼前飞驰，高声鸣笛，震耳欲聋。她晕了，傻了，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她只好原地不动，等待那呼啸而过的车子的空档儿。大卡车过去了，中吉普过去了，她看看左边，没有汽车了，才壮着胆子，赶紧摸索着往前挪动……
　　她没看见，她根本没看见，尾随在中吉普后边的一辆崭新的摩托车正风驰电掣地向前驶来……
　　摩托车上坐着一男一女，是挣足了票子、刚领了结婚证的一对儿个体户，正春风得意地飞向未来。前面有人!小伙子煞车已经来不及，说时迟，那时快，不偏不倚地正撞在懵头转向的徐志英身上，带出去六米远!
　　她倒在血泊中，酱油和玻璃瓶子的碎片撒了一地……
　　她就这样死了，终年五十一年。
　　在这位集高血压、肝炎、眼疾于一身的讲师的衣兜儿里，装着医生开的全休假条。但是，直到她临死的这一天，还在照常上班。她上班的化学系不在北师大本部，而在护国寺原辅仁大学旧址，往返有很远的路程，她挤着公共汽车，摸索着上班。她放不下自己所负责的“气相色谱”实验工作，放不下即将由她主讲的“仪器分析”课。由于体质太差，徐老师已经多年不教课了，在实验室为她的同事和学生作“后勤”，也是很累人的。现在，领导决定让她重上讲台，下学期为三年级学生授课。她兴奋不已，觉得自己突然年轻了，以极度衰弱的视力编写了厚厚一大摞讲稿，期望着那一天的到来。但是，那一天已经不属于她了，她最终没有重登她所挚爱、所向往的讲台，没有再次享受作为教师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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