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文井

　作者：陈建功

　　若按规矩，我应该在“文井”后面加上“老”，但我不敢。早些时我称呼过他“文井老”，他用几分幽默的眼光瞟了我一眼，说：“我就那么不堪吗？”
　　文井住院病重的时候，我就陪同炳华同志赶去。文井躺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静静地闭目睡着。见到炳华来了，抓住他的手，紧紧地握了很久。炳华说了很多安慰他的话，他无法回答，微微点头而已。轮到我，问候时他的眉头皱了皱，似乎有些怨气，很快又平和起来。我们之间虽然没有对话，我却读懂了他的心思。他在埋怨我近几个月来疏于音问，直到他说不出话时才来。随后，一如往常的宽容，他又原谅了我因忙碌而造成的疏忽。
　　文井的周围，总是能拢聚许多年轻的作家们。他的思想和文字是年轻的，他对艺术探索是敏感的，这是他儿童文学作家本色使然。他坦诚直率，对“左”的遗毒格外敏感，甚至敏感到了充满敌视的境地。后来我才明白，“左”的路线给他的人生留下了锥心之痛：他带着一起奔赴延安的胞弟，就是因为“左”的路线戕害而辞世，使作为兄长的他一生都套上了负疚的枷锁。解放后长期担任文艺界领导职务的文井，更是亲历了“左”的路线横行肆虐的一幕幕。
　　1995年暮春，为筹备中国作家协会四届主席团第10次会议，受时任党组书记翟泰丰同志的委托，我去动员文井前往上海出席会议。那次主席团会议的确非常重要。因为自作协四代会以后，已经12年没开换届大会了。泰丰上任之始，先飞上海看望巴金主席，决定在上海开第10次主席团会议。12年了，主席团委员中已有不少亡故，也有的老迈年高，甚至卧病在床。听说巴老在上海要召集主席团开会，尚能走动的主席团委员无不响应，唯文井说自己腿疾在身，实难从命。我受命登门拜访文井，见他蹒跚而出，早已想好的那些动员的话，已经说不出口。问候他的身体，闲谈老友行踪，告辞出来时文井忽然问我：“你来，除了看看我，没有别的事吗？”我只好把登门的真实目的转告。他说，其实他早就看出我的目的，的确，文学界已经到了非整合不可的地步，作家朋友们，无论过去有什么分歧和矛盾，也应该坐在一起，求同存异，和发展的时代同行了。再说，他又何尝不想去看看巴老？谈到最后，文井告诉我，因为腿疾，实在不能前去，可是他由衷地拥护中央的决定，拥护大家团结起来，专心致志繁荣创作。他说希望我能带一封信去，表个态，再带一个口信，问候巴老。
　　我喜欢去看望文井，每次作家协会有走访和慰问的任务，我都申请去看望他。文井熟知文学界的旧闻掌故，为人谦和，有问必答，他思想睿智，每每有奇思异想迸发，让听者不能不深长思之。
　　已经记不得是哪一年的事了，在文井家谈起延安文艺座谈会。文井告诉我，座谈会召开时，他是延安鲁艺的教员。为了准备座谈会的报告，毛泽东曾经把在延安一些文艺界人士请去，调查了解情况。这话题令我大感兴趣，因为当时我正对许多影视作品里毛泽东形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我问文井，您认为现在影视里面的毛泽东，和您接触过的毛泽东，像吗？文井笑了起来，说差远了差远了。他告诉我，那天在毛泽东的窑洞里，他们谈了整整一天，江青则时不时来倒茶。“我从毛主席的窑洞里走出来，天已经黑了。我顶着星光往自己的窑洞走，你猜我心里想的是什么？———你不要忘了，那时的我，是从白区来到延安的小有名气的作家，自负得很呀！可是当时我回想着和毛泽东相处的一幕幕，我心里说：这个人呀，现在他让我为他去死，我都干！……”文井的坦诚直言，让我惊讶又兴奋，连连追问他为什么，难道毛泽东真有这么迷人的魅力？文井说，是啊，我也很奇怪他拿什么征服了我。“……其实他那天没讲一句马列，讲的都是天文地理世态人情，他是百科全书，无所不知，可是他不把马列挂在嘴边上。但你事后细想，讲的都是马列呀，他把马列全融会到中国现实中啦！当时我就认定，跟着这个人干革命，革命肯定有希望！中国肯定有希望！……”说到这，文井借题发挥，总结道：“真马列呀，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我明白文井的意思，因为此前我们谈到了当下时兴的“党八股”，“四六句”，把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僵死的教条，成为了空洞思想的遮羞布。
　　他毕竟是中国当代文学界风云的见证者，他说过的最令我触目惊心的一句话是：“很多我们当年犯过的错误，你们还在犯！”
　　我知道，他说的这“错误”，已不是“批判”，也不是“运动”，但的的确确，我们繁荣文艺的思路，应该更加注意尊重艺术的规律。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文井留给我们的，不仅只是文章。他有很多思索留给我们。（解放日报2006-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