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隐咏史

李商隐以其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创作了占他全部诗篇七分之一强的史诗，它们扩展了传统咏史诗的涵量，丰富了咏史诗的题材，探索了咏史诗新的手法，思想性艺术性臻于和谐统—，在咏史诗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李商隐的咏史诗不仅咏古况今，充分反映了他进步的历史观，而且借古讽今，含蓄地表达了他的现实主义倾向，同时还借题寄慨，委婉地抒发了他怀才不遇的苦闷。相对时政的深沉感慨，扩大了咏史诗的表现容量。

咏史诗以历史故事或传说为题材，与诗人的历史观有密切的联系。李商隐的咏史诗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他用发展变化的历史观分析社会变化，将国家的兴亡归因于“人为”。在《览古》中，他把纵的历史与横的观实联系起来指出：“莫恃金汤忽太平，草间霜露古今情”，深刻地警告晚唐统治集团：一切都在变化，金城汤池并不能永保国家不衰亡。他还根据兴亡的史实，概括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咏史》)，提出了一切政权成败的关键在他对历史的一个根本认识是：“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在系于何人的问题上，尽管他受时代的局限，还只能将理乱的命脉系于帝王，但在他的诗中，大都是指责他们败乱国家的。因此这种揭露更有进步意义。“系人不系天”的思想贯穿于李商隐全部的咏史诗中。最显著的是一首《咏史》(北湖南林水漫漫)，说明了兴亡有道，不关天命。他又说：“自是当时天帝醉，不关秦地有山河”（《咸阳》）。秦并天下不系于得山河之险。他既然认为理乱兴亡有线索可寻，又存有“乘运应须宅人荒，男儿安在恋池隍”(《题汉祖庙》)的雄心，因此，虽然古来人事代谢，仍觉事有可为。并不悲观。在强调人为的同时，诗人又突出批判了把地域条件、天命王气作为精神支柱，毫无顾忌地苟安享乐的封建统治者。如《南朝》：“地险悠悠天地长，金陵玉气应瑶光，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此诗举梁事以概南朝，巧妙地将“半面妆与分天下”联系起来，辛辣地讽刺了腐朽昏聩的建统治者迷信王气，自恃天险，不图进取，自食亡国之果。这些明确的以古鉴今的态度，包含着深刻的用意，比前人的认识更自觉完整。    

其次，诗人常托古讽今，集中地揭露了一些亡国之君因沉湎女色，穷奢极欲而导致亡国灭身的历史现象。他对于历代著名的好神仙、好酒色的帝王以及荒淫无耻的亡国败国之君，如周穆王、陈后主、隋炀帝、唐玄宗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讽刺，从而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他的现实主义倾向，起到一定的讽谏作用。如《南朝》中“谁言琼树朝朝见，不及金莲步步来”，《齐宫词》中“梁台歌舞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隋宫》中“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像这样内容和风格的诗在他的咏史诗中占着绝大部分。这说明诗人从现实生活的观察中，看出了那个时代的一些帝王已经踏上前朝的覆辙，不可避免要走向灭亡的深渊。只因为不敢正面揭发所以借咏史讽刺。但李商隐在不少的咏史诗中过分地把沉湎女色看成是亡国的最大原因，而忽视政治、经济和阶级矛盾等更重要的因素，这是受他的阶级出身和时代历史的局限所致。诗人于中唐以来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牛李党争，国亡加速，虽站在维护唐王朝利益的立场上，在咏史诗中虽是曲折的但也是“微而显”地表明自己的主张和对时局的激愤。《韩碑》分通过对唐宪宗时韩愈撰写的《平淮西碑》的赞颂，表达了作者坚持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态度；当然李商隐的咏史诗都有现实背景，指事切近。宪宗服金丹求长生，反而暴卒，葬于景陵。他作了—首《过景陵》诗咏其事：“武皇精魄久仙升，帐殿凄凉烟雾凝，但是苍生留不得，鼎湖何异魏西陵。除宪宗外，李商隐身历的诸朝中．穆宗、武宗也都好神仙。武宗也因此成疾，他便写了大量咏史诗讽刺帝王求仙。如《华岳下题西王母庙》等。敬宗以年少继位，荒淫无度，故李商隐每在诗中借民间对北齐后主高纬的称呼——“无愁天子”以点醒之。如《陈后宫》，《富平少候》，冷隽地讽刺了不知忧国忧民、整日醉生梦死的最高统治者。

再次，李商隐更可贵的地方是：他认识到一切败亡的祸根，都在于最高统治者皇帝贤愚不分、不重视人才和骄奢淫佚、好女色、好求仙。因此，他咏史诗里的皇帝便主要是两类典型。他在《瑶池》和《贾生》等诗中辛辣地讽刺了帝王们求神仙的虚妄无益和他们爱人才爱百姓不及好神仙的愚行。帝王们求神仙的虚妄是以前诗坛上常写的题材，然而，李商隐写出了比别人不常有的深刻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他不只写皇帝不重视人才或爱好求仙，而是把二者对比起来写。如“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侍臣自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汉宫词》)。并且，他不只写皇帝奢华淫乐，而是把它与误国、亡国联系起来写。如“未免被她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华清宫》)这样的对比联系，把诗歌的讽刺作用表现得更为强烈，更为尖刻，更能从思想上教育人。

可见，李商隐或以史为谏，或针砭时弊，都间接或直接地增强了咏史诗的现实主义倾向，他以叹古怀今的旧形式，反映社会的新问题，新情绪，消除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隔膜，把晚唐社会危机四伏，人心思治的状况以及难以排遣的兴废之感包容于诗中，扩大了咏史诗的表现容量。

将赞叹历史英雄，咏怀古迹与抒发个人的怀才不遇及对时政的深沉感慨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突出英雄不逢其时，俊杰不遇明主之悲剧，是李商隐咏史诗的表现内容之一。如对忠而被谗忧愤而死的屈原，诗人声泪俱下地唱道：“枫树夜猿愁自断，女萝山鬼语相邀”(《楚宫》)。对于备受艰辛，忠心爱国的苏武，他沉痛地哀叹：“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茂陵》)。他的咏史诗的代表作《筹笔驿》乃至姊妹篇《武侯庙古柏》发出了诸葛亮不遇时势明主，以至大业磋跌的“恨有余”之叹。他通过这些英雄贤才遭遇的形象描述，不仅生动揭露了封建社会摧残人才的腐朽政治，以抒发诗人一生坎坷，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愤懑，而且暗含了对社会现实深沉的感慨，起到了“借题摅抱”(沈德潜)作用。同时，用咏史形式写爱情、写恋情也是李商隐的创新。如《楚宫》(十二峰前落照微)等诗。李商隐的咏史诗，不仅扩展了我国古典诗歌的内容，而且感情深沉郁积而激越，让人在悼亡之感和沉郁之情中受到启迪。

李商隐不仅在咏史诗的创作意识上比前人更明确，而且在艺术上也有新追求、新创造。其艺术创新表现在：

一是大量采用七律、七绝等近体，成为咏史诗形式变化的标志。在他以前，咏史诗多为古体，律诗较少，绝句更罕见。相对而言，只有刘禹锡的《金陵五题》以七绝咏怀古迹取得较高成就，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炼诗思，大多采用七律、七绝的形式，不仅量多而且质好，成为后人咏史习用的体裁。李商隐比较讲究立意结构、遣词造句，注意发挥“七言绝尚高华，文多胜质”（《诗薮》）的特长。他反对偏材，主张兼得，以“绮丽”之词写“怨刺”。所以他的诗风绵密细致，被后人评为“寄托深而措施婉，以空后代，无其匹也”(叶燮《原诗》)。

二是在处理“史”与“诗”的关系上，做出了贡献。从左思以来的咏史诗的优秀作者，虽对历史传闻有过一定的艺术加工，但只是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进行的取舍、集中和提高。而李商隐则是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予以生发和改造，体现在：其一，虚构历史和传闻的情节。如据《汉书·张安世传》载，张安世封富平少侯，其孙张放幼年嗣爵，得宠于皇帝。诗人在《富平少候》中，却无根据地说他袭爵的年龄是十三岁，并且虚构了“不将金弹抛林外”，“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等情节，表现了借富平少侯以讽当时的贵族子弟，无才无德，饱享世袭，花天酒地，沉溺女色，有愁而不知愁之主题。其二，改造史料和传闻。《旧将军》“云台高议正纷纷”是东汉明帝三年，画汉武帝时二十八名功臣像于云台阁的事。而诗中所写“日暮灞陵原上猎，李将军是旧将军。”是西汉武帝时，李广退居兰田，饮酒夜归，被灞陵尉拦截呵斥的事。作者将相隔近二百年的事，系于一首诗中，更好地揭露了功臣不受赏，反遭冷遇的黑暗现实。其三，以史料或传闻为引子，驰骋想象。《海上谣》，为了把讽刺皇帝求仙的主题表现得更生动、深刻，诗人想象月中玉兔也被清秋的寒气浸袭得瑟缩无声．海底的桃树枯槁得“如瘦骨”一样，多么寒冷萧瑟虚妄啊!因之，当年热中求仙的汉武帝刘彻，“云孙帖帖卧秋烟”，连他的远代子孙也长眠地下，被原野上的秋烟笼罩了。这些生动的描写，与《汉武帝内传》所载的汉武帝求仙的传闻，完全不一样。诗人通过上天入海的想象，历史与现实的联想，大大增强了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其四，在咏历史人物时，有时能跳出史料的限制，在历史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悬想当时的情景，合乎逻辑地写出虽不必实有、却可能有的感情活动。这是咏史方法在诗歌领域中的新发展。象《骊山有感》中“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唯寿王”。在《九池》中“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等都是好例。寿王因爱妃被夺，自然不愿随辇去玄宗与贵妃七夕设誓的长生殿，而夜半宴归。薛王与寿王、—醉一醒的对比，也细致地写出了寿王难以言状的苦痛心理。《楚宫》中“长相楼”“恨见稀”，也属神来之笔，因《高唐赋》、《神女赋》只写了怀王昼寝，襄王夜寐梦遇神女，但神会了多少次，却未写明，只记下神女的自白：“旦为行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于是诗人便采取李白、李贺的方法，把襄王梦醒后的惆怅嫁接到这一想象的事实上，人情人理、如临其境地写了楚王此时的心理，同时用“犹自”这一略带埋怨口气的词写楚王太不知足，寓讽刺于凋侃之中。

三是善于用典，驱古人于笔端，寄深意于史外。

借古代史事来表现现实生活，这是文人创作的重要手段。李商隐处在阉人暴横，党祸蔓延之时，诗人厄塞当途，沉沦记室，职卑身危，便只能借典故以切今事，变显言而为曲言，这使他的咏史诗既切中时弊又引人联想，如《马嵬》、《隋宫》、《筹笔驿》都是沉着简练，唱叹有情之作。李商隐咏史诗内容上精警的议论，出人的机智和辛辣的反讽，手法上工于比兴，妙于借喻，善于锤炼，因而，它不仅在当时和后世具有警鞭常抽的现实意义，也具有独特而永久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