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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自建立统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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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
(公元1645年～1911年)
清朝在江南建立统治后，宣布仍用明代的一条鞭法征派赋役，并于顺治二年(1645)，将嘉兴等府的白粮民运改为军运，又于六年将漕粮的军民交兑，改为官收官兑，这两项措施使嘉属农民的痛苦有所减轻。清政府还宣布免除一切杂派和明代的“辽饷”等三饷。但由引顺治年间和康熙初年军需烦繁，嘉兴地处用兵要冲，因而官府依然横征暴敛，杂派层出，兑漕、力役任务既重，流弊更深，“无日不追呼，无时不敲扑”，嘉善无名氏所作《武塘野史》一书留下了惊人的记载。顺治十六年三月，浙江巡按、监察御史牟某，所出的力革十大弊告示中也说：“尔浙奸蠹积弊，祸国殃民，十余年来牢不可破”，“各属积习相同，大约嘉禾为最”，“贪官污吏，不恤民瘼，不尊宪令……血比见年(拷打轮值收催赋役的农户)、签点民解(派农民解送粮赋)、滥派工食、酷勒公费及外贴、对支(额外征派)、科赃藐法……瞒天作虚，流毒万姓”，可见当年赋役黑暗之一斑。
清朝统治者看到赋役混乱对长久统治不利，遂逐步大力进行改革。康熙五十一年(1712)朝廷宣布：以上年全国银丁额为准，以后添丁(人口增加)不再多征，称为“圣世滋丁，永不加赋”。雍正即位后，励精图治，发展了康熙的政策，于元年(1723)七月，排除干扰和反对，向全国发布沼令，实行“摊丁入亩”，即将“丁银摊入地亩“丁随地起”，一切赋役按地亩计算，摊入的丁银称“地丁银”。“摊丁入亩”实际上废除了人头税，无地或少地的民众免除和减轻了人口税，纳丁银的人也不再服徭役，封建国家对人身的束缚减弱了，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雍正在田赋征收上，针对积弊，也提出“火耗归公”，耗羡纳入正税等措施，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嘉兴，田赋改革于雍正五年即责成省县充分讨论，九年立碑公布一系列举措：
(1)废除粮长、“现年”、“户首”等代办粮赋的农户，及“里书”、“管图”等中间作弊的吏员，由政府直接征收；
(2)编立“顺庄”征收办法，使田亩、粮户、赋册一致，依次征收，杜绝“飞过海”、“瓜分”、“诡寄’’等逃避负担的现象，外县人田地(称寄庄)由佃户就地代为完粮；
(3)改善田地产权转移过户办法，凡典卖产业要立即过户，严格推收，舞弊者处死；
(4)严禁一切征收人员勒索，革除一切银米需索及酒饭船钱歇宿费用等陋规，违犯者处死；
(5)永定由单之法(严格实行征粮通知书)，开征前须向农户颁发按田亩税则算出的有纳税额的“易知由单”，无由单不交税，不许浮加暗派任务，索要单费或扣单不发；
(6)革除重耗之弊。征粮火耗(原指零银铸块时的耗蚀补偿，后成为正赋外的附加)，嘉兴、桐乡两县每两正赋各6分，秀水、嘉善、石门、平湖各5分，海盐7分，并入正税征收。“敢有多索厘毫告发处死”。
这些办法，当时确曾雷厉风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不仅使田赋征收的弊端受到抑制，农民负担有所减轻，最主要的是国家财税收入增加，为乾隆初期国家的兴盛创造了条件。
清初诸帝也比较注意人民疾苦。雍正五年(1327)十月下旨将嘉兴府额征银472900余两减免十分之一，“永著为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临时减免嘉兴府税银或给以贩济有60余次，临时豁免漕粮一年有4次，唯漕粮总额概不在减免之列，漕运负役始终沉重。
明末清初，杭州湾沿岸海塘年久失修，坍塌溃坏，险象丛生。境内潮患以海宁沿江为烈，“江水海潮尽归北岸”，猛烈冲击，土柴塘面临全线崩决危险。清廷极为重视浙西塘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把修塘列为国策，不惜投入巨额资金，调集大批人力物力，派遣元老重臣实地主办和督工，在杭州湾北岸，主要是海宁境内大规模兴修海塘。为了加强抗潮能力，康熙末年浙江巡抚朱拭总结明代经验，在境内老盐仓险工地段，试修鱼鳞大石塘。雍正时期，潮灾猖镢，十一年(1733)雍正派内大臣海望、闽浙总督李卫实地考察后，作出全面改建海宁沿岸柴塘为鱼鳞大石塘的决策，雍正帝沼示：“如工程永固可保民生，即费努千万不必惜”。十三年命两河总督曾筠总理塘工。十三年七至八月，雍正为海宁筑塘事四下沼旨，又命大学士朱拭为钦差大臣星夜兼程，驰往海宁，统筹指挥。至乾隆二年(1737)筑成海宁浦儿兜至尖山鱼鳞大石塘5900余丈。乾隆登基后执行前代国策，继续大兴塘工，至乾隆八年二月完成老盐仓一线鱼鳞大石塘，共6097丈，以后乾隆六至浙江，四到盐官，察看塘工，亲自指挥，经过一些曲折，于四十五年又决定将老盐仓最难改建的一段柴塘改为鱼鳞大石塘，命大学士阿桂、南河总督陈辉祖、工部侍郎杨魁等履勘督修，终于四十八年七月建成鱼鳞大石塘3940丈，至此沿江全面建成鱼鳞大石塘。此后，从江苏金山境起至仁和县(今杭州郊区)杭州湾北岸全线248里均建成色鳞大石塘。此外，在宁、平、盐还兴建了许多海塘工程。修建坚固耐久的鱼鳞大石塘代替土[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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