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国本地区和外国的革命歌曲，如《马赛曲》、《国际歌》、《红旗歌》等。当时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歌曲是《打倒列强》、《工农兵联合起来》等。这些革命歌曲的演唱，已不再局限在学校范围内，而是扩展到各种群众性集合场所和集体活动中。演唱的对象 也从知识阶层扩及到工人、农民和一般市民。因而，这些歌曲形式比较简短，一般是不带伴奏的通俗歌曲。这种以工人、农民为主的群众性歌咏活动和以填词编写的歌曲传统，在当时红军革命根据地和东北抗日联合义勇军中一直保持着。到了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城市中，又出现了两种新的通俗音乐。一种是随着电影事业的发展和外国娱乐性歌舞音乐的传入，开始萌生了中国的娱乐性通俗歌曲和歌舞音乐。突出黎锦晖及其领导的“明月歌舞剧社”，影响大的歌曲有《桃花江》、《毛毛雨》、《特别快车》、《妹妹起爱你》、《花生米》等等。这些歌曲大部分是用我国城市小调性的曲调，同外国歌舞（如弧步舞、伦巴舞、探戈舞等）的伴奏相混合的产物。有些则完全照搬外国的音乐，只是添上了新词（如《特别快车》、《花生米》、《蔷薇处处开》等。）这些音乐通过“明月歌舞剧社”的演出，特别是唱片公司的灌唱，迅速扩大其影响。这类结合歌舞表演的通俗歌曲，曾因其内容的低俗，艺术的粗劣，遭受到文化教育界、音乐界的致的批评和抵制。后来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走向高潮的形式下，它们逐渐走向低落。另一种则是随着国际及国内“左翼”文艺活动的开展，以聂耳、任光、安娥、张曙、吕骥等人为主，积极进行反映工农劳动群众生活现实，和各阶层广大群众民主爱国愿望的，能为广大革命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新兴”革命歌曲创作。即后来进步音乐所提到的“新音乐”。开始，这些“新兴革命歌曲”，主要以电影或戏剧插曲形式出现。其中，影响突出的有
聂耳作曲的《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铁蹄下的歌女》，任光作曲的《渔光曲》、《打回老家去》，吕骥作曲的《新编“九一八”小调》、《保卫马德里》等等。与此同时，像黄自作曲的《抗战歌》、《九一八》、《热血歌》，陈洪作曲的《冲锋号》，何安东作曲的《全国总动员》等爱国歌曲，也是以群众性的通俗歌曲形式创作的。在广大青年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当时还出现了一批艺术歌曲，如：黄自的《玫瑰三愿》、赵元任的《叫我如何不想她》、青主的《我住
长江头》等。
40年代，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国内外反动派血腥压迫的战火威胁下，政治斗争复杂尖锐，社会生活动荡不安，配合革命斗争的群众歌咏活动迅速普及全国。以民族解放为基本内容的群众通俗歌曲，实际上成为中国各类音乐创作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以上海为中心随着电影事业的发展和原来一批歌舞明星转入电影界，以电影歌曲为主的通俗歌曲芤得到一定的发展。这些歌曲的内容和音乐风格比较复杂，基本上由电影本身的具体内容和剧情的需要来决定，但它们绝大多数已与直接的歌舞表演没有什么密切的联系，它们的传播主要依靠电影的播放和电台的广播以及靠唱片乐谱的出版发行，这些歌曲对城市市民的影响比较大。
由此可知，从3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的通俗歌曲是朝着一条不同于欧美各国通俗音乐的道路发展，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欧美各国的通俗音乐从本世纪以来基本上采取与这些国家严肃音乐分道扬镳的方式，主要为了适应城市娱乐生活的需要，随着满足市民娱乐的商业资本的发展而发展的。这些音乐主要依靠从事通俗音乐的歌星、乐手自编自演的方式产生，依靠在市民娱乐场所（如酒吧、舞厅、夜总会等）的表演及电台广播、唱片发行来传播。这些音乐的艺术风格大多数是与歌舞表演或市民群众自娱的社交舞密切结合的。而中国30年代后半期以来的通俗歌曲，主要是由严肃音乐的音乐家们为了适应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为了向广大市民进行宣传鼓动和为了满足城市市民生活而发展的电影的需要、主要由专业作曲家或歌曲作家创作依靠群众歌咏活动的开展来传播的。它的艺术风格大多与群众性的舞蹈或歌舞表演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而更接近于进行曲和民歌或比较简单的艺术歌曲。如
冼星海的《救国军歌》、《江南三月》、贺绿汀的《秋水伊人》、《游击队歌》，刘雪庵《飘零的落花》、《长城谣》，任光的《打回老家去》、《王老五》等等。
在这时期，数以千计的中国通俗歌曲中，也有少数电影歌曲表现出明显的受外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影响，如《何日君再来》、《夜上海》、《莫忘今宵》、《香格里拉》等等，反映了以上海上层社会为代表的少数剥削阶级的精神生活和趣味要求，其影响当然也扩及到一般的市民阶层中。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