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四号，总理一来，就说毛主席说，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也未传达，也未去做。为什么呢？就是自己这个反动的思想，就是不重视，就是抵抗毛主席。以为我开的几次会，都是搞的那。主席的这个指示总理说了，主席又说了，（如）传达下去，这个力量会多大！这个反动透顶了，连主席的东西都不传达。这不是反抗主席啊！还要怎么样反对主席啊！就是坚持资产阶级的东西，你就是没有做嘛。所以，开了几天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为什么汇报汇报总是在会议上汇报，没有讲不要这样汇报么，总是他（按，指总理）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按，指中央领导）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所以，总理、谢副总理开会讲了那么多，自己总是在那里阳奉阴违，不是真通，不是真想改，总认为还是要把情况讲一讲，材料还要他们（按指中央）看看。意思呢？是想不要恢复工总。工总…在我思想上……，我过去没有说心里话，（实际）认为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已经解散这么久了，现在工人到处参加了组织，有了这个谬论。继续对抗中央，对抗中央文革，对抗总理。就是不愿意贯彻。指示这么明确，这么英明、正确，就是抵触，不愿意办，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在继续顽抗，而且公开对抗中央，反对毛主席、周总理这些指示，拒不执行。所以，“七二零”事件不是偶然的。
    “七二零”事件一发生，那就晚了。“七二零”事件，是我们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必然的产物。独立师也是嘛，也是我们蒙蔽欺骗了嘛！“七二零”事件发生以后，自己不挺身而出，不很快的站出来；就是说王力的四点指示，四点指示是对的，应该挺身而出。那时候说，以前是让我们说出去，还没有公开，我还在给公检法这样说，你们在外面听到的，那不可靠嘛，有错误是我们的责任，不怪你们，还在那里不承担责任，把责任推在中央，继续造成自己的罪过。打你几下没有妨碍大事，你怕什么嘛！中央首长在那里多重要啊！自己就是那样，这件事情简直搞的糟糕，没有办法，束手无策。也就是抵抗，好象是我们有责任，也有旁的原因；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没有一点阶级感情。“七二零”事件发生以后，中央首长我们没有很好的加强警卫，根本就没有放在心。这么大的事，这么天大的事，这不是我一个头、两个头顶得了的，这个安全工作，首先我（还是）去开会去了，由XXX布置去了。但是“七二零”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对安全没有注意，没有放在心上，这是最大的罪，那里还有比这个还重要的。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可恨啊！中央首长在你那里，你还不采取措施，假使有事怎么得了啊！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
    那个时候冲进来，把王力带进我的军区大院，他们也打了我，那就不说了，那是打错了。但是，这个时候，王力绑架到大院里去了，谢副总理叫我、钟汉华去，我就没有去，钟汉华去了。不管怎么样，也是中央代表，我们没有挺身而出，没有很快去搭救（按：陈检讨时，王力已经被所谓“请假检讨”关起来了）。当时认为有人去，军区那里还有人麽。自己怕死，这个反动的思想。过去说我是“七二零”事件的罪魁祸首，是我自己搞起来的，感到冤枉。现在你站在革命方面看，一点也不冤枉。这确确实实就是我们造成的，策划的，做了许多舆论准备，一系列的坚持造成的，还定调子蒙蔽群众。
    搭救王力也不注意，自己挨了打，还把老婆叫来看，自己很注意自己。所以，这个资产阶级思想反动透顶了。一切为了自己，为了我。为革命的事情，为党的事情，为人民的事情，在身上很淡薄，没有了。自己确确实实是个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无产阶级气味，没有无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多。
    以上这些罪行，说明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分子，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推行刘邓的反动路线，帮助刘邓搞资本主义复辟，我这样搞不打紧，我欺骗和蒙蔽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广大的革命干部，广大的指战员，使他们犯错误，使他们受气，就是在我的罪恶下面，我们欺骗了他们，蒙蔽了他们。想方设法，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说得他们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使他们跟着我们的错误走，扶植保守派，打击造反派，把武汉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了，搞得乌烟瘴气，乌云盖天，破坏了武汉的文化大革命，以致造成这个“七二零”事件。所以我犯的罪大，对党、对革命、对人民、对我们下面的干部、战士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极大的恶果。
    我的罪恶滔天，请求审判我，枪毙我，杀一个头也不行，杀一百个也应该。

    二、我犯罪的根源
    我犯这么大的错误和罪，顽固执行、坚持反动路线，站在刘邓反动路线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