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首长陈再道可谓戎马一生，战功赫赫。
然而，却在文革中遭到林彪和“四人帮”的打击迫害。期间，由于我从部队转业到了地方工作，每次到北京看望“复出”后做了铁道兵总司令的老首长时总是匆匆忙忙，他也总是拣愉快的事情说和问，也许是不愿提及心酸的往事，也许是对于荣辱福祸付诸一笑的淡然视之，首长很少提及个人在文革中的遭遇，甚至故意回避。直到1993年5月6日老首长不幸逝世的噩耗通过中央电视台将讣告传遍华夏大地之后，我到北京吊唁的过程中，才得到了一本鲜为外人知晓的馈赠品——《陈再道回忆录》。
我如饥似渴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对于他的赫赫战功，历史有记载，我想无需赘述；但其人生中可谓感天地泣鬼神，一段在逆境中仍然保持着真正共产党人高风亮节、大将风采的不幸遭遇和受到毛主席、周恩来保护的过程却几乎被历史摒蔽。我想借此机会做一披露，一则保存珍贵史料，二则对于先期看到我自传的老同志想深入了解陈再道的缺憾稍做弥补。但由于历史浩繁、事件众多、涉及题材重大，我也只能挂一漏万，尊重事实、不做分析，敬请诸位谅解。为了确保历史的真实，我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也尽量保留原著的话语风格，概括内容保留实质本真。
直言——引火烧身
部队的文化大革命风潮是从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后姚文元的文章被《解放军报》转载，这篇文章是根据毛泽东“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指示，经过江青、张春桥策划炮制的，此后的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中我们就看不到彭真的名字了。1966年5月16日，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撤消了彭真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及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国文革的狂潮由此而始。
毛主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但这些话被当时别有用心的人大肆引用、无限上纲。当时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我在武汉军区任司令员。一次，在北京与徐向前谈话时他对我说：“你不要以为你那个军区没有问题，‘四大’一搞起来，问题就会成堆的。他（指林彪）是主张在军队开展‘四大’的”。后来的实践证明，徐帅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当时武汉街头到处都是标语、口号、盲流，“打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