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崇高的献身精神，使陈乔年在斗争中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在工作中常常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那时，在区委机关工作的同志经常为赶印宣传品而加夜班，陈乔年见有的年轻同志爱打瞌睡，便主动到他们那里，一边写东西，一边陪伴他们，写完了文章，又帮助他们工作。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就劝他早点睡觉，他却笑着说：“你们睡了，我也睡了，文件也就跟着睡了。这样，我们的工作也都睡着啦！”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睡意全都没有了。陈乔年就是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精力旺盛、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革命战士！

    1926年下半年，陈乔年奉命离开北京去南方工作。次年4月27日至5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乔年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五届中央委员。会后，他留在武汉工作，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八七会议上，陈乔年对他父亲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在会上说：我的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而且也使我哥哥延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的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作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陈乔年还对陈独秀说：“爸爸，你过去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不能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党应有自己的武装，走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才有希望。”

    会后，陈乔年调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冬，他奉命调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当时，上海环境极为险恶，国民党反动派到处疯狂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党组织和革命力量不断遭到破坏，黄浦江上空弥漫着血雨腥风。陈乔年到上海后，不畏环境险恶，积极协同当时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王若飞开展工作。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不断地变换斗争方式，巧妙地和敌人周旋。他们秘密地深入工厂、农村、机关和学校，联络同志，恢复和重建党的基层组织，组织工人运动和农民武装斗争。由于有他们日夜为革命奔走，上海革命力量克服艰难险阻，重新聚集起来。

    正当上海和江苏地区党的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出现了新面貌时，却发生了极为不幸的事情。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陈乔年主持了这次会议。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会址，陈乔年和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被捕。这是继1927年6月以后江苏省委遭受的又一次大破坏。

    陈乔年清楚地知道，既入虎口，势难生还。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没有丝毫的畏惧，也没有任何懊丧。从被捕的第一天起，他所考虑的只是如何继续顽强而巧妙地同敌人进行斗争。起初，他化名王某，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因他来沪不久，叛徒唐瑞林也不认识他。敌人用了种种手段，想探明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都未得逞。

    党组织得知陈乔年等被捕后，千方百计地营救他们。因为他未暴露真实身份，便计划用钱将他赎出。与他同时被捕的郑复他、许白昊也在狱中研究营救他的计划；打算由叛徒不认识的周之楚顶替他的职务。周之楚十分英勇，当即允诺，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陈乔年的生命。这一切都在按计划的进行，不料，周之楚的父亲出于怜子之情，也四处托人营救他，这样一来，反倒使敌人间接发觉了陈乔年的身份。陈乔年见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便从狱中托人转告党组织，希望党不必再为营救费心，更不必再为他花钱。关押期间，敌人为了得到更多的机密，对陈乔年多次使用酷刑，他始终咬紧牙关，横眉冷对，坚贞不屈，还不断地鼓励其他同志，保持革命气节。

    敌人见从他们身上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就打算杀害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三名重要的共产党人。同志们知道后，心情十分难过。陈乔年却鼓励大家：要为革命保重身体，好好学习，以便将来继续为党工作。他还乐观地说：“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难友们问他，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他回答说：“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1928年6月6日，敌人在上海枫林桥畔将年仅26岁的陈乔年枪杀，同他一起遇难的，还有郑复他、许白昊。

    陈乔年的牺牲，使党失去了一位优秀党员，革命失去了一名坚强战士，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忠实的儿子。陈乔年的英名和他的革命业绩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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