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月后，这一期党校圆满结束。各地学员怀着巨大的革命热情或返回原地、或被派往其他地区工作，他们大都担任了党团的基层领导干部，为革命事业做出了新的贡献。北方区委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北方创办的第一所高级党校，尽管时间不长，又缺乏经验，但却办得很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与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乔年等同志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

    1925年11月，由于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与倾向革命的国民军联合反奉，使国民军控制了北京地区；在革命群众运动强有力的冲击下，由奉系军阀扶持的段祺瑞政府也摇摇欲坠。鉴于这种形势，在北方区委11月中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同志提出，应抓住当前的大好时机，在国民军的配合下，领导北京的革命群众进行一次推翻段祺瑞政府的起义，建立国民政府，以结束军阀的反动统治。陈乔年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之后，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革命形势虽好，但起义问题要慎重考虑。因为国民军虽然同情群众的革命运动，但其上层领导人物的态度尚不明朗，而中国共产党又没有自己的军队，目前党所能组织的革命力量，主要还是青年学生，国民军的态度一旦有变，起义就难于成功。陈乔年的意见受到与会同志的重视。接着又有同志提出，可以做两手准备，根据形势的发展灵活安排；纵然起义难于持久，起码也可以显示群众的力量，给段祺瑞政权一个沉重的打击。区委经过反复讨论后，采纳了这个意见，作出了发动“首都革命”的决定，并成立了由赵世炎、陈乔年等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拟订行动计划，具体负责“首都革命”的准备工作和指挥工作。陈乔年虽有不同意见，但坚决执行区委的决定，积极参加了行动委员会的工作。

    经过数天繁忙的秘密准备工作之后，北方区委决定于11月28日正式开始行动。但就在27日晚上，国民党右派的头目到国民军那里造谣，挑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军的关系，使国民军的态度发生变化，背弃了响应革命群众行动的诺言，竟派兵保护段祺瑞执政府。28日清晨，行动委员会得知这一突变的情况后，立即通知各区指挥部停止行动。但在当时通讯联络不便的情况下，有的区因没能及时接到通知已开始向预定的目标发起冲击，并散发了大量号召实行“首都革命”的传单。情况紧急，行动委员会当机立断，决定带领广大群众向段祺瑞执政府各机关继续展开猛烈冲击，并召开国民大会，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29日，在群众游行示威之后，“首都革命”即告结束。

    “首都革命”虽然显示了革命群众的强大力量，给段祺瑞政府以不小打击，但却没有达到推翻段政权、成立国民政府的目的。实践证明陈乔年当时对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说明他在大好形势面前始终保持着十分清醒的头脑；而他在行动上坚决执行组织决定的表现，则说明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为支持奉系军阀，公然派军舰掩护奉系军舰驶入大沽口，驻守大沽口炮台的国民军见日舰驶来，就以旗语制止，但日舰置之不理，国民军遂发空炮警告，而日舰竟以实弹射击，使炮台守军死伤10余人。国民军被迫予以还击，将日舰逐出大沽口。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倒打一耙，以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为借口，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纠合英、美、法等七国公使，于3月16日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

    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蛮横态度，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3月18日上午10时，北京80多所学校、60多个团体约数千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会前，陈乔年、赵世炎等在北方区委会议上，报告了发动群众和准备大会的情况。李大钊表示要亲自参加群众集会，陈乔年提出让卫士汤汝贤伴随，以保护其安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北方区委负责人在参加天安门国民大会之后，又同2000多群众一起结队游行示威，并到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段祺瑞执政府请愿。

    请愿群众进入执政府门前广场后不久，段祺瑞的军警竟开排枪射击，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顿时，血流遍地，秩序大乱。见此情景，陈乔年大喊：“不要乱！”随即沉着地指挥周围的群众撤退。这时军警一面射击，一面端着刺刀向群众逼来。在拥挤中，陈乔年被刺中胸部，鲜血立即浸透了上衣。他忍着剧痛，继续指挥群众撤退，后在同志们的搀扶下回到区委机关。

    在对伤口做了简单的包扎之后，他立即询问区委其他同志的情况，当他听说李大钊、赵世炎还没回来时，非常着急，让刚刚回来的汤汝贤马上前去寻找。直到李大钊、赵世炎等安全返回机关后，他才放下心来。

    当天，北方区委就开会研究惨案发生后应采取的对策。胸部负伤的陈乔年不顾伤痛，坚持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李大钊见他面色煞白，让他去休息，但他一直坚持到散会才离去。

    作为北方区委的组织部长，陈乔年除和李大钊、赵世炎一起领导了北京历次重大斗争外，还为北方党的组织建设呕心沥血，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缺乏组织建设的经验，因此，摆在陈乔年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但他不怕困难，刻苦学习，虚心求教，勇于探索，终于在实践中摸索出一些成功的经验。为严密党的组织工作，加强区委对北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管理，准确掌握党的发展状况，他精心设计了各式统计表格，发给各级党组织使用；同时制定了组织工作制度，要求各级组织遵照执行。后来，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他设计的表格，并推广了北方区委加强组织建设的经验。

    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是当时组织建设的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为此，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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