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之年方从戎

　　他的军旅生涯是从60岁那年开始的。60岁对一个军长来说也到了退休的年龄。可陈芳允，偏偏就在60岁那年实现了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愿望。

　　那是1976年，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就是在这年，陈芳允郑重地向组织上提出了要求参军的请求。其实，他已经搞了整整10年的卫星测控系统的建设工作。不过埋藏在他心里已久的愿望也由此萌发，他盼望着成为部队中的一员。有人说：“花甲之年，一个人的黄金时光已过。”他偏不信，他还有许多想法没有实现，他的价值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穿上军装后，陈芳允又鼓起勇气写了入党申请书，入伍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三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兼任技术科学部副主任。这之后，他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两次、一等奖一次；荣获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称号，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他 80高龄又荣获了首届中国航天基金奖……

　　让“东方红”奏响太空

　　自从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后，陈芳允接收到那颗卫星的无线电信号，从此他的心就安静不下来了。1958年毛泽东主席号召“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整整7年曲折而艰难的历程，他的脑海里一直在旋转着中国的人造卫星。

　　陈芳允正式接受第一颗人造卫星地面跟踪测量任务的时间是1965年3月16日。那天，中国科学院召集各研究所领导开会，传达周恩来总理关于中国科学院参加研制人造卫星的几点批示。传达结束后，关于卫星的地面跟踪测量问题便正式提出来，院领导决定由陈芳允担任技术负责人，尽快拿出方案来。

　　陈芳允认为，对于我国发射第一颗卫星来说，“抓得住”是卫星测控中最主要的一道难题。如果卫星打上去了，抓不住，就失去了发射的意义。尤其让他感觉不放心的是如果天气不好时看不见怎么办？

　　“看得见”，就是让人们在夜间能用肉眼目睹。这可是一个大难题。卫星直径只有一米，要将它悬挂在400多公里以外的太空，用肉眼看到实在是太难了。

　　“听得到”，就是让全世界人民都能听到中国的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声。这也是不易做到的。苏美的卫星也只能发出蜂鸣声。而中国的卫星不仅要播放这支中国家喻户晓的歌曲，并且在太空上播放还不能让它变调。

　　陈芳允马上行动起来，他开始在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和天文台进行调研，着手各项准备工作。很快组织了以紫金山天文台、数学所和计算机所等单位的一批专家，对多普勒测速仪跟踪定轨进行模拟计算。

　　1970年4月，陈芳允出差来到上海科仪厂，开始新型卫星的测控设备研制工作。

　　4月24日傍晚，陈芳允和几个年轻人漫步在灯火辉煌的外滩上。突然，闪闪烁烁的星星让高音喇叭震得在天上直跳。他身边的电线杆顶端有一个高音喇叭。此时正在播出新闻公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了……陈芳允的心里像黄浦江水涌起了春潮。对于陈芳允这些创业者来说，太空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声仿佛一直在耳边回响，鼓励他继续勇攀科技高峰。

　　为“远望号”导航

　　随着我国卫星技术的发展，早在1965年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第十三、十四次专委会上，就研究了要建立远洋测量船问题。1967年7月18日，由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审查，尔后由中央专委报送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批准，研制我国 “远望号”航天测量船。

　　航天测量船的建造是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象征。“远望一号”和“远望二号”建成后，先后于1977年8月和10月下水，中国成为继美国、前苏联和法国之后，第四个拥有航天测量船的国家。

　　“远望号”是集中了中国航天、光学、电子、测控等技术精华于一身的浮动的“海上科学城”。它在发射火箭、卫星时要航行到远离中国本土数千公里的太平洋上与风浪搏斗，还要对火箭和卫星进行测控。

　　科学家陈芳允用战略的眼光首先提出：能不能由测量船在测量的同时实现与国内通信，减掉通信船，解决观测船上众多设备之间的电磁兼容问题。

　　1980年5月18日，我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从巴丹吉林大沙漠深处腾空而起，准确地溅落在预定海域目标内。“远望号”测量船测量到全部数据并安全返回。

　　【陈芳允】（1916—2000年）浙江省台州市人，男，中共党员，无线电电子学、空间系统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5年在英国COSSOR无线电厂研究室工作，解放前夕回国。1956年，参加了国家12年长期科学规划制定工作，负责新电子学研究所的筹组工作。1964年起从事空间技术工作，1965年担任卫星测量、控制的总体技术负责人，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准确测量、预报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相继提出了微波统一测控系统、“双星定位系统”、遥感小卫星群对地观测系统和小卫星移动卫星通信系统等方案。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