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撑努力餐楼

1940年3月初国民党在成都制造了“抢米事件”，秘密逮捕了车耀先、罗世文等共产党人。丈夫被抓走后，黄三姑娘四处奔走，打听丈夫的下落，并立即托人写出状纸，3月17日向当局提出抗议，要求寻找车耀先，彻查究竟。国民党当局竭力否认此事。几天后，军统头目戴笠亲自来成都秘密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至重庆。几经周折，黄三姑娘才从一个熟。人那里听到丈夫留下的“大概一时回不来了，请把儿女们照看好”的口信。

        黄三姑娘坚信丈夫是个好人，一定能平安回来，她在丈夫杳无音信、内心极度悲痛的情形下，一个人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坚强地支撑着丈夫创办的“努力餐楼”，使其继续经营下去。这时的“努力餐楼”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有时特务们还来餐馆捣乱。但黄三姑娘英勇无畏地带着大家抗争。她既要经营餐馆，还要细心照顾年迈的婆婆，又要多方筹集学费让几个孩子继续上学念书。

        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当时驻在成都的《新华日报》分馆急需找房子，增加人员，加强报社工作。报社想到车耀先买来办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的房子，希望租用。黄三姑娘知道这些人是丈夫的朋友，都是好人，就不顾安危，不讲价钱，毅然表示同意。1947年《新华日报》从成都撤走，工作人员返回延安，新华日报社的同志提及这件事时还对黄三姑娘当时的支持表示敬佩和感谢。

        1946年，黄三姑娘收到车耀先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让人转来他在狱中花六年时间撰写的几十万字的《四川军事史》和一部尚未完成的《自传》手稿。黄三姑娘把丈夫的手稿视为珍宝，一直精心收藏，直到解放后才转交四川省博物馆保存，完成了丈夫的遗愿。

        在迎接解放的岁月里，黄三姑娘自始至终都支持丈夫的事业，她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也不知丈夫是共产党员(因当时秘密工作原则，车耀先未暴露身份)，但她坚信丈夫的事业。黄三姑娘一直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保持亲密来往，如同丈夫在家时一样，义不容辞地为他们代买大米、棉纱等实物储存起来，使党的经费不因钱币的贬值而受到损失。不少进步青年在她家聚集，参加举办读书会、郊游等活动，黄三姑娘都积极支持送往迎来。

        1950年2月，黄三姑娘才知道丈夫在重庆壮烈牺牲的消息，她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由于长期对丈夫的思念和过度的劳累，她的身体极度虚弱，不幸患上了食道癌。当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王维舟来看她，提出今后国家按月给她发放烈士家属抚恤金时，却被黄三姑娘婉言谢绝了。黄三姑娘向王维舟副主席表示：“感谢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我们一家人能自食其力o”并把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