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作为社会的精神文化中心，它的使命就是传播人类先进的文明，传播人类的道义理想。自19世纪威廉?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1792年洪堡提出国家无权插手教育，新型的大学应该是塑造完善的个人，致力于真正的学术。教授和学生都应该成为真理的追求者。学术自由与教育独立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必须途径。蔡元培先生长期在德国学习、研究，深受洪堡的影响。他曾说过，德国近代的发展是基于成功的高等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小学教师，造成了一代优秀的公民。 作为教育家，他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1917年他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的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普之胜法，群归功于小学教员；然所以有此等小学教员者，高等教育之功也），亦发端于此。”

　　民国元年，蔡元培出任首届教育总长，邀请另一个教育家范濂源为次长，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后来他自述“把两个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 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之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转引周元度《蔡元培传》）

　　蔡元培做教育总长期间，他的教育理想并没有得以实践的机会，不久他就再度到欧洲学习、考察去了。直到 1917年他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才一举奠定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教学自由的原则，开创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新局面。

　　1916年，袁世凯脱下皇袍，在一片唾骂声中死去。光复会老会员、国会议员陈黻宸、北大教授马叙伦等向教育部推荐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还在犹豫，不少老同盟会员也有不同意见，有人坚决反对（如马君武），认为北大太腐败了。孙中山认为，北方需要传播革命思想，象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帝王思想和官僚习气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带有全国性的教育，主张他去。所以国民党说他是“隐伏在北方的文化教育界的极其重要的革命棋子”，这些说法未免把蔡元培出长北大的动机狭隘化了，其实从蔡元培的思想境界看，从他以后在北大的作为看，蔡元培的目光要远比这宏大得多，早已不是“传播革命思想”这样简单化的政治目标可以涵盖的。所以才掀起了山鸣海啸般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引发了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

　　当年北洋军阀的手伸得还不是太长，他们还懂得有所敬畏，并不是直接插足他们所不熟悉的教育文化领域，教育基本上还是教育家们的事。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蔡元培的信仰，但他们选择的只是一个有经验、有学问的蔡元培，让他来办大学，和他的政治态度没有太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个字，一方面他聘请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伊默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一方面北大教师中又包括了一些学术上有造诣但政治上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等。他认为大学就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应该广揽人才，容纳各种学术、思想，让其自由发展。他聘用辜、刘等是因为他们的学问可为人师，是尊重讲学自由和一切学术讨论的自由。筹安会发起人刘师培在北大讲《三礼》、《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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