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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战指导，蔡锷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彷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从这一思想原则出发，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昔俄人之蹴拿破仑于境内，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25页)他的这种既借鉴外国战争经验，又根据本国的实际研究军事学术的思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911年7月，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蔡锷为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旅长)。蔡锷开始按照自己的主张和设想，进行改造和训练滇军的活动。
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詹秉忠、孙天霖《忆蔡锷》，《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432页)。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的火炬迅速发展为埋葬封建帝制的熊熊烈火。10月30日，辛亥云南起义爆发。这是继武昌起义之后战斗最激烈、代价最巨大的一次武装起义。在革命的决定时刻，蔡锷被推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负责拟定起义计划并指挥起义军作战。当晚8时，蔡锷命原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李根源等率云南新军第73标，由昆明北门进攻五华山和军械局，自己率第74标和炮标由南门外巫家坝向城内推进，进攻总督署和五华山。战至第二天中午，南北两路义军会师于五华山，击毙云南新军第19镇统制钟麟同，俘获云贵总督李经羲，结束了清政府对云南的统治。
11月1日，起义官兵在五华山组织了“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这时，他年仅29岁。
蔡锷就职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与此同时，蔡锷看到“英窥西藏，法窥滇黔桂粤之谋日迫，边陲多故，危机已伏。若屏藩不固，国将不国。”(《五省边防计划》序)为此，他亲自担任主编，拟定了数万言的《五省边防计划》，即西南边防协同作战计划。该计划指出，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建立，但“内讧未靖，外患思乘”，列强侵吞中国之心不死。除沙俄日本在东、北部边境地区屡挑事端外，英国侵略者也不断从印度以武力干涉西藏，法国也往越南增兵，企图进犯滇桂。在此情况下，“西南边要尤陷危险，民国全局殆哉岌岌”。因此，蔡锷呼吁滇、川，黔、桂、粤五省实行军事联合，以便随时抗击英法侵略者的军事侵略，保卫新生的共和国。这份计划草案分三编十章，分别对五省联合军的兵力编成、作战区域和协同办法，军队的集中，展开和作战步骤，以及战前准备，兵站设置，战场建设等重大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具体的规定。它在当时虽然未能实行，却充分而具体地体现了蔡锷的战区战略思想。
1913年10月，蔡锷被袁世凯调到北京，任全国经界局督办。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其间，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
袁世凯自1912年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其政治野心不斯膨胀。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著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
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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