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笑了起来，说：“彭老总太偏心。”

　　彭老总不光在生活上对左权“偏心”，政治上也是关心备至。

　　左权因“托派”问题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不断向中央申诉。1941年12月，他在太行前线给中央写信汇报事情的原委，请中央讨论答复。彭德怀当日以他个人的名义致电中央说：

　　几年来，对于左权同志的处分，虽在事实上早已撤销了，但在党的党规上从未作出明确结论，致使左权对此事时存苦闷。根据我对左权同志的了解，不论在中央苏区及长征时期，他对党的路线是忠实的，对于工作是积极的，负责的，这些年来在政治上已有较高的进步。过去的问题应该清理一下，建议中央撤销对他的处分，使其安心。

　　报告递上去了几个月，仍无动静，彭德怀深感不安，又于1942年春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张闻天，再次呼吁：“左权同志对党忠诚，富有才干，实为我党好同志，望中央解除对他的怀疑，给予完全的信任。”

　　然而，就在这封信发出不久，左权英勇牺牲在战场上。

　　这年2 月，日寇对太行山的“扫荡”失败后，便在太行山周围加紧推行“蚕食”政策，派遣汉奸四处活动，建立特务情报组织和反动据点，收集情报，加紧掠夺，妄图袭击八路军指挥机关。经过两个月的准备，日寇华北指挥部下达了“晋冀豫边区C号肃正作战计划”，调集三万余人的兵力，并以空军配合，再次扑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阴险的日本鬼子还抽调两个联队组成“特别挺进队”，全部着便装，化装成农民或八路军战士，随军搞偷袭作战。

　　当时，根据地主力部队大部分都已转移到外线，整个后方兵力极少，只有司令部警卫连、野战政治部保卫连、后勤部警卫队、北方局警卫排，除此之外，大都是非武装人员。彭德怀、左权与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后勤部长杨立三、北方局党校副校长杨秀峰等连日开会，研究对策，决定在敌人分路合击时，乘隙钻出敌人的包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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