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辉

　　在红军长征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湖南郴州汝城，我们见到了开国上将朱良才的长子朱庶民。朱庶民1924年出生，现已年过八旬的他精神矍铄，记忆清晰，思维敏捷。

　　“我父亲是1928年湘南起义时参加红军的，

　　那个时候，朱庶民还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子。

　　“父亲走了，家里只剩下我和母亲两人。敌军回来后，把我母亲抓起来，绑在宗祠前，吊了三天三夜。是乡亲半夜里偷偷给母亲送饭送水才救了她一命。敌军把我的家抄了，还放了火想烧掉，是邻居们把房子给救下来的，现在那老屋还在，火烧痕迹还能找到。”

　　“当时我年纪还小，母亲带着我在山上开些地，种些红薯、花生。我靠着外婆家的接济读完小学。”

　　朱庶民老人说了一件令他至今印象深刻的事情：“我父亲参加长征以后，每年清明祭祖时，我们宗族在祠堂里分糍粑。喊到名字时，可以上去领一份糍粑。可是喊到我父亲的名字时，我们家却没有份。因为按照族里的规定，只有活着的族人才有资格参加宗族的祭拜活动，而我的父亲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我18岁那年，当了一名小学教员。母亲经常跟我讲父亲的事。母亲当年也是参加农民运动的，是一个乡妇女主任，如不是缠了小脚，早就跟父亲上井冈山了。所以，母亲对父亲抛妻别子、参加革命毫无怨言。”

　　朱庶民第一次得到父亲消息是在抗战初期，“当时不是国共合作了嘛。1937年，父亲写的信终于寄到家里了。他当时是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当秘书长。我也写信告诉了他家里的情况。后来，随着时局的恶化，父亲又和家里失去联系。直到1949年6月，汝城解放后，父亲又和家里联络上了。那年12月下旬，父亲派了他的秘书董凤智到了汝城找家人。我便随他上了北京。”

　　村里人得知朱庶民到北京找父亲去了（朱良才当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都猜想说他这一去肯定不会回来，“他爸爸还不给他找个官当当？”谁知到了北京后，朱良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儿子的名字给改了：“馨园（朱庶民的原名）呀，我的儿子也应该是人民的勤务员，你的名字以后就叫庶民吧。”

　　革命家父亲给朱庶民带来的变化是他26岁上了大学。先是在华北军政大学，后在刚刚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念了四年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地质勘探总局。“那你后来怎么又回到老家了？”“这主要是为照顾母亲。50年代时，父亲曾把母亲接到北京去住了3个多月，但母亲在那里住不习惯，主要是语言不通。她还是喜欢回汝城。所以我也调到汝城来工作。”朱庶民历任汝城文化科副科长、科长，后在汝城县政协主席的岗位上退休。

　　“遗憾的是，父亲自从1928年参加红军后，再也没有回过家。就是长征途中经过汝城，也是过家门而不入。”想起已过世的父母亲，朱庶民言谈之中露出淡淡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