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同志在党的创建时期的业绩由于史料散佚而少为人知。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从苏联史学界传出了他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及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代表中共发言，这都是中共一大召开以前的大事，才引起史学界重视。特别是90年代以后共产国际秘档陆续公布，更使我们感到张太雷是对中国共产党创建作出重要贡献的成员之一，是五四运动后最早信仰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分子之一。

　　五四运动时他在天津北洋大学法科三年级学习。在五四运动后一年多时间里，青年学生为探求改造中国的道路，组织了不少社团，介绍过新文化运动中传入的各种思潮，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赞扬十月革命道路、信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少数先进分子与以胡适为代表的信奉杜威的实验主义及以张东荪为代表的信奉罗素主张的劳资调和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人，曾经展开过激烈的论战。张太雷受到李大钊的影响，思想迅速变化，是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少数青年之一。他不仅参加了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于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发起的秘密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而且是参加李大钊领导的1920年10月建立的北京共产主义早期组织的17个成员之一。他又于11月受李大钊的派遣，到天津组织了第一个S.Y.(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是天津团的创始人。他曾与张国焘、谌小岑一起到唐山见过工人运动早期领导者邓培，与邓中夏一起到长辛店劳动补习班开过筹办会议。可以推测，在1920年张太雷已经成为一个地下的职业革命者。

　　最足以证明他是当时信奉科学社会主义并且已加入中共早期组织的是他在维经斯基1920年3月第一次来华时发挥的作用。据李达回忆：维经斯基“到了北京以后，举行过几次座谈会，许多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参加了……当时李大钊同志等对于这位好朋友，很诚实的和他交换意见，至于那些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参加了一两次座谈，以后和他也疏远了。和他经常接触的还有张太雷、杨明斋二人”。谌小岑回忆：1920年11月成立的天津第一个S.Y.，一共七人：组长张太雷，成员有胡维宪，胡又邀来一个南开大学同学陶某，还有张太雷在北洋的同学吴南如和京奉铁路局两个青年职员，其中一人是姓冯的广东人，再加上谌小岑。可见张太雷与天津进步分子联系密切。

　　特别是1921年春，张太雷去设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担任中国科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派去共产国际的第一位使者，在秘档中也可找出来龙去脉了。张太雷能下决心前去这个苦寒饥饿的“赤俄”是不容易的，从现在留下的张太雷一份赴俄前写的残缺不全的家书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当时年已五十的寡母、结婚两年多的夫人和出生仅8个多月的长女生活无固定来源，十分不放心，只好千叮万嘱同学及族叔照顾。他到伊尔库茨克后3个月，共产国际召开三大，中共早期组织又正式委任他为代表出席。他在舒米亚茨基的帮助下起草了一份留存至今的十分珍贵的文献《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又以正式代表身份在7月12日向大会作了5分钟口头发言，号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注中国和远东的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次出现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声音，其意义十分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