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首次公开把王、张、江、姚四人称为“四人帮”，并定性为“反党集团”。自此以后，对“四人帮”只有揭批，只有愤怒声讨。比如，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就称：“代表们联系各条战线的实际，愤怒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滔天罪行。……大会完全赞同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粉碎‘四人帮’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完全赞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表示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后来决定对他们进行审判时才改称“四人帮”为“反革命集团”。

　　张春桥不写回忆录可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春桥到死都是一个法律上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按照大陆刑法的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其中包括剥夺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就各国的刑事立法来看，如此规定虽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也算得上是稀有。这意味着，许多重要的人物，由于政治被打入另类，他们就难以作为历史的见证者，留下他们的一家之言。起码对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盲点。
　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的三十余年里，昔日南部邦联的一些大人物们，就用回忆录和文章继续着往日的战斗，美国也没有剥夺罪犯言论出版自由等权利的法律，可美国并没有出什么大乱子。

　　据说，张春桥就未能留下任何回忆录。而张曾是一个重要的笔杆子，一段历史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他15岁就在《民国日报·中学生之部》上发表《春雨之夜》。虽然张春桥后来曾写过不少的作品，但他一炮打响的文章却是《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该文发表在1958年9月15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六期上，10月13日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在文章里，张极力为供给制辩护，抨击“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在‘供给制’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听到这种议论，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种侮辱，还能说什么呢？”　　毛泽东为这篇文章加的按语说：“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此后，张春桥官运亨通。1975年1月，张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1975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另一篇著名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该文声称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鼓吹要“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也许，今天再读张春桥的文章，会让人觉得恍如隔世或充满厌恶。

　　可是，张春桥晚年三缄其口，甚至也不写回忆录，对于大陆来说，是一种可惜，是一个遗憾。其实，观点和立场，并不是关键。只要留下历史的真实记录，就有可能促进一个民族进行深刻的反思。就像毛泽东说过的那样，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死者已逝，来者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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