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解释说,是一、二级分离早了零点几秒。我回去说,好不容易去看一次,还失败了。父亲说,那是你运气不好。
我当然知道这是在开玩笑。但我和国防科工委试验部门的朋友们闲聊时,他们却极其认真地说:“没错,就是和运气有关。你父亲到场肯定成功,从1960年第一发导弹算起,只要他在,几乎没有不成功的。每次大家都叨咕,张爱萍来不来。他是福将,命硬,他来了,就撑得住。”
我大惑不解。
我问过父亲,他回答得很简单:“没有窍门。一是下去;二是过细。”
正如父亲自己讲的,没什么诀窍。就像周恩来要求的那样,最高指挥者必须亲临现场,必须事必躬亲、事无巨细、心细如发,拼精力、拼耐心、拼勤奋,每一个环节都要过一遍,因为只有你,具备最后的拍板权。他总是在发射前一个月就到位了,协调会总要参加几次。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摆问题,当场拍板。参加的多是司局级的领导,他一个副总理,军委领导,谁敢在他面前强词夺理、油嘴滑舌?
东-5发射前,检验部门说,油路上像是有个阴影。谁的责任?争执起来。父亲说,有了疑点就给我搞清,最后是七机部的一个副部长,父亲说他记得好像是张镰斧,亲自爬进发动机仓里,拿着检查胃镜的仪器察看,是一根鞋带。为一根鞋带折腾了好几天,要是上了天,堵在油路里,不堪设想。父亲说“五定”是怎么搞的?给我追!五定,就是每一个岗位都要定人员、定职责、定位置、定动作、定关系。查的结果是装配人员中有人丢了根鞋带。父亲大怒,“不是规定不许带任何东西进来的吗”?有人在一旁嘀咕说,鞋带不好算是故意带进来的东西吧。“那就把鞋带统统都给我解下来!”
几年后,我的朋友淮淮,航天部外事办的干部,去这个地方。进车间时,门卫叫她把鞋带解掉。为什么?回答是不容置疑的:“这是张爱萍的命令!”
愕然。什么时候下的命令?“不知道,反正我来这之前,大概总得有十来年了吧!”门卫讲了他的师傅,上一届老门卫留下来的故事。
“没有哪一任领导愿意去改这个规矩。”门卫补充道。
“是啊,”淮淮和我说,“一个厂长怎么好改动副总理的指示呢?”
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想改,为什么不叫后人都记住这个故事呢。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现场,目击者称:
……读秒到零,起爆!一刹那间,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天空和大地燃烧起来,太阳都变成灰色的了。随后就是一声巨响,向外扩展,又被绵延的天山反射回来,如巨雷碾过头顶。紧接着冲击波横扫着无边的戈壁……火球在翻滚,在升高,在膨胀,橘红、靛蓝、绒白地变幻着……终于,它定格成一朵直塑在空旷的天地之间的蘑菇云。令人恐怖的美丽!
这一天是1964年10月16日15时。
惊愕之余,足足等了4分钟后,父亲拿起电话,向周恩来报告:“成功了!”
没有回音……沉默。
父亲说:“总理沉默了一会儿说,是不是真的核爆炸?我也愣了。是啊,凭什么说是核爆炸?谁也没见过核爆炸,真正的核爆炸该是个什么样子嘛!”
不亲临其境,怎么会感受得到那股让大自然都颤抖的神力呢!
要回答周恩来是不能用“地动山摇”这样的词汇的。父亲问身边的王淦昌。王淦昌望着60公里外那朵鼎立在苍穹之间的巨大云柱,什么爆炸能制造出如此奇观呢?他沉默了一会儿,也做了个判断性的回答:“应该是的。”
父亲告诉总理他所看到的景象,在60公里外看见蘑菇云升起来了,这样大的威力,不可能是普通炸药所能,根据火球、声响、蘑菇云的高度等爆炸的景象来判断,应该可以判定,是核爆炸!但要以最后检测到的数据为准,科学嘛!
几分钟后,周恩来电话转达毛泽东指示,要查清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国外不相信怎么办?
毛泽东说过:“那东西可以吓人!”他当然最关心的是要让全世界都相信,中国人在戈壁滩上折腾出来的这个家伙,的确是个真的!
在现场的人是不会想那么多的。还有什么比亲眼见到的这团耀眼的火球更有说服力的呢!他们冲出堑壕,喊啊,跳啊,哭啊。他们顺势倒在沙坡上,双脚乱蹬沙石,互相拥抱,将帽子抛向天空。
有一张照片,他们把父亲和几个科学家抬起来,抛向天空。
两个多小时后,父亲签发了一份经多方专家检测并认定的报告: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威力,估计在2万吨梯恩梯当量以上。根据总理指示,报告送达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贺龙、罗瑞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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