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说：“爱萍同志在原子弹爆炸前夕组织我们来这里游览，确有大将风度。但我心里还是在嘀咕：原子弹能不能响呢？”

    一直跟在父亲身边的李旭阁说：“看得出，所有的人都紧张，这可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重托啊！”

    呈现在这些科学家眼前的，只是残露在黄沙中的城垣遗迹和颓败的佛塔。

    中国的最高决策层都在关注着罗布泊。

    周恩来9月21日致信毛泽东：“……急需待主席回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做决定。”

    第二天，即9月2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刘少奇和政治局常委们汇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和试验方案。会议作出了“早炸”的明确决定。

    中国的首次核试验的时间表猛然间迫近了。

    9月23日16时40分至17时40分，周恩来又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只有11人，核心中的核心。他们是：周恩来、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郑汉涛、刘柏罗、周家鼎、王亚志、李旭阁。

    周恩来说：不应知道的人就不要让他知道。要实施封锁。

    他又说：这个时期就根本不要写信了。你们也不要私事打电话。上梁不正下梁歪。什么消息也不准漏出去。参加试验的有6000多人，上万的人。我们现在在舞台上，他们在暗处，不要还没搞就嚷出去了。你们两个（指父亲和刘西尧）从今天起不要接见外宾了，埋头苦干，是无名的工作，决定了松不得。

    他又说：准备好了，打个电话给我们，不要说具体时间，就说20日之前，我们就知道了。电报要用有线电报，加保密。保密问题，不能假手许多人……希望你们家里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也不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前几天开会的人不一定都通知。我们决定这个事，也只是常委、军委两位主席、彭真同志。

    周恩来问：万一不响，今年能再做一个吗？

    父亲回答：要隔两三个月。

    总理说：只好待明年了。不响外边也不会知道，也要准备不响。（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更大的战略想法，不一定用，既然吓人，就早响。

    总理说：还要防止响了以后他马上报复，也不一定，但总是要有些准备……

    然后是分工：总参和空军作出防空部署；刘杰负责资料、仪器设备的转移；陈毅进行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张爱萍赶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 
   当晚，父亲即召集核试验指挥部紧急会议。他回忆说：“我站起来要走，总理说，掏掏你的衣兜，有没有纸条。总理当时规定，会议的内容不准做记录的。……运输要学习荷兰人做法；要求通信兵部，有重要通话时，其余通话统统拆线；命令一旦启动，不准再对外通信；从上到下逐级检查落实。我自己从没有给家里通过电话……”     

    两弹一星是科学，但科学也相信运气。

    前苏联的电影《训火记》就有这样的描写。决定发射20次，前19次都成功了，但到最后一发，也就是第20次，掉下来了，那前面的成功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最后的结果是失败。但如果当初的决定就是试验19次呢？那结果就是成功。

    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准备了不同设计的三发弹，第一发，父亲亲自到场指挥，成功了。第二发，我去看，在科委指挥所，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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