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楚天金报）记者任宝华、叶子通讯员楚静、吴飞

快乐工作，是曾文祺的信念。

曾文祺演讲、写专栏，信奉“工作投入是自己的乐趣，跟老板发多少薪水没有关系”，并称，“如果现在有企业给我3倍、5倍甚至10倍的薪水让我离开这个位置，我都不会走。”

曾文祺现任明基电通中国营销总部总经理。12月12日晚，曾文祺在武汉大学作了场精彩的演讲。一个月内，换了七八份工作

今年45岁的曾文祺，在台北长大。曾文祺的父亲在台北开了一家杂货店。从9岁开始，曾文祺时常踩自行车，载着比他还高的包裹，四处送货。曾文祺有7个兄弟姊妹，他是家中的老幺。除了三哥高中毕业后不想念书，其他兄弟姊妹都念完了大学。

18岁高中毕业时，曾文祺的考分不高，只能上台湾省交通大学航运技术系，这是该大学第二差的系，第一差的是应用数学系。

大二暑假，曾文祺当实习水手，第一次出远门，先到了日本，然后，横渡太平洋到了洛杉矶。过巴拿马运河的时候，一边是太平洋，一边是大西洋，站在甲板上的曾文祺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作宽广，以至于他后来爱和人说“心胸有多宽广，舞台就有多宽广”。

大学毕业后，曾文祺考入台湾省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研究所，读研究生。毕业后，当了两年的兵，然后进了台湾省最高的研究单位———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曾文祺在该院研究汽车引擎。

但他觉得在台湾研究汽车引擎没前途。“台湾没有汽车工业，即便投很多钱做出好的汽车引擎也没市场。既然不对路，为什么还要研究？”想不明白的事，曾文祺一般不会全力以赴。

不久，曾文祺离开了研究院，去了美国。

“本想修个博士，回台湾教书。”在台湾省当教授是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是，曾文祺后来放弃了读博士回台湾教书的计划，他觉得自己不知该给学生教些什么？在美国的曾文祺，比他在台湾省时更没有依托。

一年后，他返回台湾。曾文祺进的第一家企业是做玻璃的，他们要转高科技，需要找人做规划。曾文祺有在研究院研发的背景，显得特别合适。而曾文祺一干才知道自己不合适，“如果没有实践经验，做出来的规划，绝对是学院式的。最可怕的是，自己在做一件连自己都不知道的事。”

曾文祺的确能将规划做得很像样子，因为他念过很多书，但他知道这样不行。“我规划完了，老板要不要投资，是老板的事；老板投资会不会成功，我不能回答，也不敢回答。”这样做了一年，他就决定不做了。

而后，曾文祺又进了一家上市公司。进入该公司的那天，董事长开大会说，今后就是要进像曾文祺这样的人才，这是公司未来的方向。曾文祺说：“连我都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他们又怎能知道我的方向呢？”五天后，他离开了该公司。

就这样，他在一个月内，换了七八份工作。后来，他实在烦了，就跑到台湾省花莲县，帮哥哥打理宏基电脑专卖店，有时写写软件程序。他每天看着大海跑步，自我放松。曾文祺心里明白这样下去不行，但他又不知道去做什么。“不是没作过努力，但越努力越觉得没有目标，所以，只好不做。”

“工作投入是自己的乐趣，跟老板发多少薪水没有关系。”

“如果不是一年之后同学相邀去一家企业，也许我就会在花莲娶妻生子了此一生。”曾文祺说。

曾的同学在一家日本人主导技术的台资企业工作，这个企业做电脑光驱里的精密小引擎，拥有世界最顶尖的技术。

见到这些日本人时，他被震惊了。中国人五六点钟就下班了，而那些替中国人打工的日本人却自觉工作到晚上八九点钟，事情不做完他们就不下班不吃饭！每做完一单业务后，那些日本人就派一个人用手提箱提着引擎乘飞机到美国，看着美国人装机试验，一有问题就地解决。

有一次客户提了300多条意见，中国人都回家了，日本人却通宵达旦逐条逐条地讨论解决方案。第二天，客户再来时，日本人已解决150多条。“现在想来，其实谁都会犯错误，但如果他改正错误是最快的，那么他就是最好的，最有竞争力的。”

从此，他觉得自己再也不能空虚地生活下去了，他要努力工作。

后来，曾文祺也养成了一直工作到晚上八九点，再回去吃饭的习惯，因为即便“五点半吃完饭再回来工作，工作也被打断了”。

曾原来吸烟，后来他戒了，因为厂内禁烟，要到厂外吸，但走到厂外实在太麻烦，太耽误工作。

正是在这种敬业的氛围中，曾文祺一下找到了依托。“我原来老在半空飘着，因为怕错了方向而没有方向，生命就在等待中失去了意义。”

敬业让曾文祺一下找到踏实感觉，他以前不是不想努力，只是不知道往哪儿努力更有价值。而这时，曾文祺找到了摸到世界边缘的感觉，他很兴奋。

曾文祺认为，“工作投入是自己的乐趣，跟老板发多少薪水没有关系。”以前，他做什么都无所谓，都觉得没大兴趣，是因为他总在想以后；现在，他不会再多想以后会怎么样，他只是专心致志地将眼前的事情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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