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重庆“三·三一”惨案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势力的一场尖锐剧烈的斗争。它是蒋介石反叛革命、勾结英美帝国主义，拉拢全国各地军阀、地主反动集团，执行屠杀政策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当时重庆市工人、学生以及爱国民主人士为了抗议英美帝国主义三月二十四日炮击南京事件和反对军阀刘湘秘密向帝国主义借款，以川滇铁路作抵，密订卖国条约，决定三月三十一日在打枪坝作群众示威运动，于是封建军阀刘湘便在反革命头子蒋介石集中指挥下，向集会群众来一个最野蛮残酷的大屠杀。

　　一九二七年我们党在四川已经有相当的群众基础了。闇公同志由广东回到四川以后，他一直做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

　　当时党在重庆是一个支部，由杨闇公同志主持负责①[这时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即省委）早巳成立，杨闇公同志任书记。]，同在这个支部的人有冉钧、周贡植和我。

　　当时四川的进步组织是：一九二四年在成都有S.Y，有傅双无等人参加；在川南沪州（川南师范）有挥代英等同志建立的革命群众组织。刘愿安同志也在沪州。

　　杨闇公同志由广东回川来，奉党的指示争取大家团结，同时曾润伯同志（合江人）、李剑同志（在川北搞农运工作）、吴玉章同志在外面联系，有时回川指导工作。

　　当时搞群众运动的情况：先搞工会工作，由闇公同志负责，农会由周贡植同志负责，学生运动由童庸生同志负责，冉钧搞组织工作。

　　搞农运工作首先就从菜园坝搞起来。我把成都刀子巷的房子卖了，在菜园坝买了一个住房。国共合作方面：组织莲花池省党部（即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由李筱亭同志等任委员，闇公同志参加领导。

　　当时国民党右派在重庆成立总土地省党部，与莲花池省党部对立非常厉害，主持人是宋绍曾。在“三·三一”惨案发生前蒋介石派杨引之、戴弁等反动分子到重庆与军阀刘湘勾结。右派分子卢锡卿也常往重庆游说刘湘。当时四川军阀刘湘最反动，刘文辉、邓锡侯等地方性重一些。刘湘野心很大，想统一四川，害怕赤化，所以对莲花池省党部表面很亲热，内心恨之入骨，但迫于当时革命高潮形势，又不能不虚与周旋，实则暗中扶持总土地省党部，利用它来与莲花池省党部作对抗。而我们当时一方面搞统一团结工作，只要你赞成拥护北伐和三大政策；一方面搞群众运动。闇公同志常说：“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军阀们那几杆烂枪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当时刘湘也知道我们的力量是有群众，所以刘说：“莲花池这一批人很厉害，他们是要彻底挖我们的墙脚呀！”熊晓岩写信给我说：（熊曾任四川省议会的议长）四川当局搞的上层工作，你们搞的是基层工作，你们搞的基层工作（指工、农、兵）是要挖墙脚，这样做收效恐怕要来得慢一点。

　　由于当时革命形势的变化，蒋介石叛变革命，首先在广东等地实行屠杀政策，对军阀刘湘的影响很大，与刘反动本质恰相结合，这就种下了“三·三一”惨案的祸根。祸首有刘湘、蓝文彬、王方舟、申文英、曹燮阳（团阀）以及杨引之、宋绍曾、卢锡卿等人。

　　“三·三一”惨案发生，当时我是在沪州知道的。一九二五年闇公同志叫我到广东去看一看，在黄埔军官学校去当教官（我在广东曾与吴老和谭延闿去会蒋介石）。

　　邓演达曾经向闇公同志说：北伐一定成功，要取武汉--川军杨森对湖北宜昌、武汉威胁太重，共产党同志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当时我们认为四川形势可能与北方接近一些，冯玉祥方面有刘哲、徐谦、李鸣钟等在工作。我受国民党的特派，回四川搞军事工作。四川党委组织军委，由杨闇公、朱德、我三人组成。由闇公同志任书记。同时党派有欧阳钦同志回川工作。当时我们的策略：对四川军阀一面拉拢使之有利北伐进军，一方面培养自己的实力。所以在战略上是“前面抵，后面拉”的办法。利用川军矛盾，在顺庆起义以为根据地；在沪州起义--互相策应。

　　当时决定朱德同志到万县去任杨森（杨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的政治部主任，因杨在云南时，朱总曾经救过他。

　　我到重庆组织起义；任总指挥。当时李大钊同志派陈毅同志回川工作来了。向时俊部内有一个蒋一木，还有曾与我当过兵的帅功安，为了工作，我曾介绍与玉章同志。

　　我到万县会见总司令，他说：杨森不听他的话。欧阳钦说，不听话，喊杨森把印交出来。朱说杨哪能交印。这说明军阀的口是心非。当时革命节节胜利，全国各地反动派日益仓皇，害怕革自己的命。我曾向朱总说；你住在万县是很危险的，后朱即离万县赴武汉。

　　我们为配合策应北伐进军，所以认为四川在军事方面应有所行动。当时我们的实力共有六个旅，计划编为六个师出西安与冯玉祥军队配合。六个旅有：在顺庆方面的三个旅（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在沪州方面的三个旅（袁品文、皮光泽、陈兰亭）。

　　当时军队素质都很不好。在沪州方面的部队，长官舍不得盐款，不想出发，天天说盐款。此时想吃队伍的军阀们就打起来了。

　　在顺庆的打了败仗，退开江。这时闇公到万县与朱总和我开会，命我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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