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达，1908年生，湖南长沙人。先后任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共八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作为共和国开国大将，作为在共和国武装力量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建树、功勋卓著的一位革命家和军事家，那不容侵犯的神圣与庄严，却在十年“文革”的浩劫中被亵渎了……

　　1966年，风云突变风暴起

　　1966年9月，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去欧洲访问的许光达一行回到北京。机声隆隆，相伴着高音喇叭的叫喊声，“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音格外刺耳，机场四处也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看到这些，许光达一行神情漠然，谁也没有吭声。

　　回到家中，许光达不像往日出访归来那样高兴，而是闷闷不乐的，一进门就坐在沙发上想着什么。当高声喇叭里“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吼叫声再次传来的时候，许光达拍桌而起，一股怒火冲了出来。他不停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等怒气渐渐平息后，他又坐下来，向妻子邹靖华打听道:“最近还听到一些老同志的消息吗？”邹靖华说:“最近外面风传贺龙和彭真搞‘二月兵变’……”说完，邹靖华拿出几张红卫兵小报递给许光达。

　　许光达接过小报一看，上面有7月27日康生的讲话摘录:“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

　　“胡扯！”许光达十分气愤，把小报一扔，“什么‘二月兵变’，这事我清楚。”原来,1966年春北京军区从外地调了一个团给北京卫戍区，主要是承担民兵训练、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卫戍区曾为此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借房子给部队暂住，学校没同意。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变成“二月兵变”，还把彭真、贺龙硬扯进去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时，许延滨、沈燕和曾正魁回来了。许延滨是许光达的独生子，此时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同红卫兵串联，回到了北京；曾正魁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许延滨的未婚妻；沈燕是许光达的养女，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刚才，他们到北京大学看了大字报，又发现了不少新闻，见许光达回来，就迫不及待地向他讲述起红卫兵的“战果”来。

　　许光达皱着眉，打断他们的话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会有两个司令部吗？你们天天喊‘造反有理’，造谁的反？你们年轻，见过的事少。凡事要多动脑子，多问几个为什么！”

　　听许光达一说，三个青年刚才的那股热情一下给问没了。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们再也没有去参加红卫兵的“造反”运动了。

　　尽管许光达不让孩子们看大字报，但他自己却只能从大字报上了解社会动向。原来，许光达虽为中央委员，却很少看见中央文件，也很少参加中央会议。

　　随着运动的深入，一向庄严的装甲兵机关大院，也开始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大院内，机关办公楼下到处贴满了大字报，不同派系的人不分黑夜白天，也不顾饥饿与疲劳，无休止地辩论着，争吵着。

　　11月28日，工程兵学院的红卫兵派出代表来到装甲兵机关，找到许光达，提出要和装甲兵的造反派们一起，在院内开批判大会。红卫兵提出要批斗装甲兵黄政委（黄是刚从工程兵调来的），他们说黄政委在工程兵学院工作期间，生活作风不检点，有不少三反言行，过去没有人敢惹，现在机会来了，也该清算他的问题，还坚持要在批判大会上给他戴高帽子、挂牌子。

　　许光达说:“会可以开，有意见可以提嘛，注意大的问题，至于生活作风，我们党委会可以开会处理。”

　　经过协商，许光达和红卫兵们达成如下协议:当晚在装甲兵礼堂开大会，由工程兵学院的红卫兵发言，许光达和装甲兵领导同志都到会参加。

　　晚上，批判大会开始后，红卫兵代表刚发完言，突然从主席台的两侧走出几名红卫兵，拿出纸糊的高帽子要给受批判的黄政委戴上。许光达见情况有变，当即起身制止。红卫兵们用力推开许光达，并高声斥责。

　　“你们不守信用，你们还是军人呢，这么无组织无纪律！要戴高帽子，那就先给我戴上好了！”许光达边说，边上前去抢高帽子。激动的情绪，无法抑制的愤怒，使许光达心脏病突然发作，倒了下去。

　　全场哗然。台上的人忙着抢救许光达，台下的人闹闹嚷嚷。许光达被送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经过医务人员的紧张抢救，许光达才慢慢恢复了知觉。

　　造反派们并没有就此放过许光达，他们带来一副对联，要贴在许光达病房的门上，遭到护士的拒绝后，他们就把对联贴在许光达家的大门上。上联:小将造反有理；下联:老将理应支持；横批:造反有理。

　　1967年，做触及灵魂的检查

　　1967年新年过后，形势进一步恶化。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各地相继夺权，好多地区处于瘫痪状态。住在医院里的许光达，虽然病情有所好转，但心情越发沉重。

　　1月16日，许光达回装甲兵司令部主持了一个重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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