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在美国拍《变脸》的时候，你也做过同样的事情。

W：对。拍《变脸》的时候，有两场戏都是我临时想出来的。在好莱坞拍戏，是不能随便改剧本，因为改了剧本就意味着要增加预算。尼古拉斯?凯奇戴着耳机，看到所有的暴力场面，耳朵里听的却是那首《飞向彩虹》的歌。这个场景我觉得很有力量，也有象征意义：就是人出生都是很善良的，就是被暴力环境污染了、改变了。这么好的含义，我为什么不能做呢？但公司说，我们没有这个预算，那我就自己付钱。公司看了都很喜欢，后来赚了钱，把钱又退给我了。
”我要照顾到别人的感受”

B：你太太说你们生活并没有那么富裕，孩子读公立大学，美国的房子也是贷款买的，主要原因也是你不够爱赚钱？

W：这种事不是赚钱不赚钱的问题，而是创作感的满足。钱不重要，大家做事的精神更重要。你会看到，我的电影里有些打斗镜头、大场面可能觉得长了一些，因为我舍不得剪。我在做后期时，看到每一个画面，我想的就是美术、服装、动作当时花了多大的人力、物力，我想到他们的辛劳、苦心，希望他们在电影院里能看到自己的劳动。这种情况下，我不计较个人得失。

B：和好莱坞一线明星合作，比如汤姆?克鲁斯，他很小气，每天都不会给你完整剧本，应对这样特殊的人，你不是需要想很多其他的办法？

W：克鲁斯和我合作是很受瞩目的事情，因为我们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很多人以为，我们合作不成功。当时，我们以为偷桥段都是香港发生的事情，其实美国也有。之前，卢卡斯拍摄《星球大战》时，他故意用红色的纸来印刷，字是黑色的，别人偷到剧本没有办法复印。

我们拍《碟中谍2》时，起先有一个剧本，但故事只有我、编剧、克鲁斯三个人知道，编剧写完一场戏，就让助理送给我，我看完就毁掉。然后我们在电话里讨论这场戏。工作人员只有大纲。克鲁斯身为演员、制片，心理负担很大，但他内心是好的。

B：你做导演会不会也对内容上作很多防备手法，防止提早泄密？

W：再小心也没有用，防备也很难。拍《风语者》时，我初剪了一个拷贝，拿给大家和老板看。结果，拷贝居然被偷了，在网络上公开，还有很多人评论音乐很差。拍《赤壁》的时候，剧本也泄露出去，网络就登了出来，这是很不道德的行为。

B：有报道说，你筹划中的《华工血泪史》你还会邀请发哥来演，如果《赤壁》中临阵退出的事情再度重演，你会怎么办？

W：再发生的话，我也没办法。但我还是最欣赏周润发。如果这个戏让他来演的话，我不会改变。我心想他是好朋友，也是个出色的演员，有时在合作条件上不能达到双方的要求的话，这个控制不是在我，在经理人和投资方。相信将来我们会有合作的机会。

B：《华工血泪史》的角色还是比较适合他吗？

W：对，角色还是比较适合他。如果他没有办法演的话，别人也不可以。以前的华工都是广东人。很早以前，我们关于这个电影就谈得很多了，那时他也很深入这个角色，当时剧本和资金也有些问题。所以，我还是盼望，能够和周润发再度合作。

B：你认为自己是大度的人吗？

W：我觉得做朋友不要计较那么多。做导演最重要的是有两点：第一点是要会欣赏，要会欣赏每个人的贡献；第二点是要会感激，大家的付出才让一个电影更好看，更有感觉。对好朋友也是这样，不能因为一时之气，什么都断了。这个世界永远都不会安定，如果大家太计较小过节的话，会让人的生活都不好。

B：你的朋友说这几年你的性情有很大的变化，变得温厚了，这种变化是来自哪里？

W：: 以前电影里的悲剧英雄是我个人的反映，或者某一些人物是我所向往的。年纪慢慢大了以后，觉得很多事情不能太注重个人的感受，社会是整体的，我更照顾到别人的感受。我不能再停留在个人英雄浪漫主义的情怀上了，应该顾到大多数人的生活、感想，大家共同的爱。

“我把很多浪漫的东西给了周瑜”

B：来内地拍戏之前，听说你咨询过李安，那时就意识到来内地拍戏会很苦？

W：对，不过李安来内地那个年代，很多事情才刚开始，制作条件比较差一些。当然他还是克服了困难。他当时讲得不多，但很称赞这里的工作人员的精神。 我听了一些经验之后，并没有太在意。

B：来内地之前，你看过很多国内导演的影片，感觉怎么样？

W：之前，我看了好几部中国的大片，张艺谋的《英雄》、陈凯歌的《无极》，冯小刚的电影，包括贾樟柯的都看了，我都比较欣赏他们。我平常不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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