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拔群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大农民运动领袖之一，是中国人民军队早期的杰出将领，是百色起义、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和创始人之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党员和共产主义的卓越战士。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农民的好领袖，党的好干部”。邓小平同志称赞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不愧是名符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我党我军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韦拔群，原名秉乾，壮族。1894年2月6日出生于东兰州武篆哨整休石（今东兰县武篆镇东里村）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少年时代，他耳闻目睹贫苦农民的悲惨生活，养成了同情贫苦农民、好抱不平、敢想敢做的品质和性格。1908年，14岁时考入东兰县高等小学就读，开始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和濡染，萌芽了忧国忧民的进步思想。1911年，为了追求新的知识，他离开家乡独自前往宜山县（今宜州市）考进省立庆远中学。当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韦拔群十分崇敬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和他的民主革命思想，向往孙中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但是，校方对学生思想控制很严，韦拔群对此十分不满。后来，他又反对校方强令学生捐资给校长送礼祝寿，被学校扣上“不尊重师长”的罪名开除学籍。后经人介绍，进入广西省立桂林法政学堂就读，希望学到知识，以造福社会。可是学校所教所学的全是为官之道，根本不提孙中山提出的新政良策，这使他极为愤慨，于1914年愤然退学，回到东兰。

回乡不久，韦拔群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便说服家人，变卖耕田，筹集路费，前往武汉、上海、广州等地游历、考察，寻求革命真理。在游历、考察中，他亲身体会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思想已深入人心，成了时代的潮流。

1915年12月，窃国大盗袁世凯改元称帝，掀起复辟逆流。韦拔群愤慨万千，于次年春再次变卖家产，购买武器弹药，在武篆招募100多名有志青年，前往贵州，参加讨袁护国战争，编入黔军熊克诚旅，任新兵连副。期间他率部袭松坎、夺綦江，身先士卒，果断指挥，部属对他心悦诚服。后因反对兵痞出身的连长打骂虐待士兵而被扣上“买动军心，图谋不轨”的罪名，遭到降职、撤职以致被捕入狱。由于广大士兵强烈抗争，一些正义的上层军官觉得他为人忠良，千里投军，报国志大，将他保释出狱，并保送进入贵州讲武堂学习。在那里，他不仅学到了不少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而且和一些爱国青年军官争相传阅俄国十月革命传单、书报，并秘密展开讨论，很快接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从讲武堂毕业后，被分配到黔军驻重庆的张毅军部当参谋。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马列主义传入了中国。韦拔群与其他进步青年军官，秘密研读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青年》等革命书刊，开始接受了马列主义，写了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爱国运动的传单在军中散发。又以“愤不平”的化名，把《新青年》杂志寄赠东兰县高等小学和各区学校的师生传阅，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东兰传播。不久，韦拔群的革命活动遭到军方追查，他不得不离开旧军队，到上海、广州考察，寻访仰慕多年的孙中山先生。1920年10月，他在广州参加了孙中山、廖仲恺支持的以驱逐陆荣廷为宗旨的“改造广西同志会”，并担任该会政治组副组长，积极投入讨伐旧桂系军阀的革命活动。1921年8月，他跟随被孙中山任命为广西省省长的马君武从广州回到南宁。马君武见韦拔群是一个刚直不阿、热血有为的青年，先后委任他为南丹、东兰县知事，但他看到当时广西的政权已被广东军阀陈炯明所篡夺，全省一片腐败混乱局面，谢绝了马君武的任命，而和“改造广西同志会”成员梁烈亚等在邕宁县组建农民武装组织，同封建团总作斗争。

同年9月16日，外出多年的韦拔群返回家乡东兰县，他首先联络了陈新图（陈伯民）、黄大权、牙苏民等一批进步青年，向他们陈述了外出多年的见闻和回乡闹革命的想法，得到大家的一致支持。是年秋天，他在武篆秘密组织了革命同盟“改造东兰同志会”，并任会长。确定“同志会”的宗旨是反对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改造东兰的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他与“同志会”成员打着“广西不得了”和“实行社会革命”的旗子到武篆街头宣传，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号召贫苦农民团结起来“救家乡，救广西，救中国”。

12月，韦拔群在武篆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团结一致，抵制强加在人民头上的苛捐。接着，会同陈伯民以人民代表身份到百色与旧桂系军阀旅长刘日福交涉，要求减免东兰人民的沉重捐税，刘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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