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和烈士的英勇事迹曾被广为宣传，但是1965年后，王孝和3个字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直到1988年9月，人们才重新看到了王孝和这个熟悉的名字。这究竟为什么？这些现象背后有着怎样的深层原因。今年第3期《世纪》（双月刊）杂志刊登叶根发的《王孝和烈士事迹恢复宣传揭秘》一文，现摘录如下。

1964年10月，当时文化部一位主要负责人写信给上海市委宣传部，谈及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陈列有王孝和的材料，但根据传闻，王孝和被捕后曾经动摇，且写有自首书，后虽又推翻，但亦属变节行为。为此，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已暂行撤下陈列的王孝和材料。为了弄清真相，要求上海市委宣传部协助查明，并提出对在陈列中如何处理王孝和问题的意见。收到来函后，上海市委宣传部草拟了一份向市委的请示报告送给了时任市委候补书记、分管宣传工作的张春桥。张春桥在这个报告上批示说：“王孝和不是一个值得在全国宣传的英雄人物。这些年宣传得过分了。但是，突然改变又会引起很多麻烦，可否建议只在杨浦电厂、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保留已陈列的资料，其他地方都不再陈列。”1965年3月，根据市委宣传部的请示报告，上海市委向中央报送了《关于王孝和事迹的宣传问题的请示》，提出“今后不再宣传王的事迹”的意见。中共中央的中发（65）199号文件，批复同意上海市委的意见。从此，停止了所有对王孝和的宣传。另外，张春桥还下令立即撤去上海市工人文化宫长期展出的宣传王孝和事迹的展品。

那么，所谓王孝和“自首”的真相究竟如何呢？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上海市委与有关部门对“王孝和事件”有关史料进行了全面搜集与核实，澄清了事实真相。

1948年1月8日，在上海电力公司的工会选举中，地下党员王孝和当选为工会理事，负责主持发电厂工会的工作。上海电力公司等单位的工人，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掀起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由于叛徒的告密，国民党反动当局掌握了王孝和等人的详细情况。4月21日清晨，王孝和等人被警备大队逮捕。王孝和在牢房里备受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国民党当局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能向王孝和出示了叛徒提供的情况。这是王孝和没有想到的。刑讯中，敌人只要王孝和对所审问的问题点头或摇头。如不点头马上施以酷刑。最后，敌人将预先写好的“审讯笔录”和“自白书”，强迫王孝和在上面签字。但任凭敌人严刑拷打，甚至动用了电刑，仍无法从王孝和那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当时敌人内部管理卷宗的李耆之对人说：“这家伙（指王孝和）非常的狠，上这么重的刑，连一点东西都没有讲出来。”

后来，王孝和等被押解至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经关押在那里的地下党员严式轮、汤景延等人的分析帮助，王孝和和张世宝、吴国桢等人统一了认识，决定在日后的庭审中公开揭露警备大队酷刑逼供的事实。在再次庭审中，王孝和首先当众解开衬衣，露出胸前血迹斑斑的伤痕作证，控诉警备大队的材料系刑逼伪造。另外，王孝和对叛徒冯仁忠等的对质，一一加以痛斥。由于王孝和等人的全部翻供，以及当时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的宣传，使得敌人企图利用公开审问来打击共产党的阴谋，不能得逞。

6月28日，国民党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宣判王孝和死刑。听到宣判结果后，王孝和表现得异常平静。1948年9月30日，王孝和被押解到特刑庭，听完宣读“执行命令”后，王孝和从容自如，面不改色。随后王孝和向记者们揭露了国民党蛮不讲理、乱杀无辜的罪恶行径，并当场表示不承认法庭的判决，不在判决书上捺手印，还把法警端上的掺有麻醉剂的白酒打翻在地，就义时非常壮烈。

上海解放后，王孝和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1954年6月，经上海市委组织部审查后认定王孝和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不仅坚定了当时上海党内同志的斗争意志，而且挽回了党的政治信誉；因此过去和今后都应当表扬和宣传王孝和的事迹。应该说，50年代党组织对“王孝和事件”已有了结论。张春桥之所以在“王孝和事件”上推翻过去党组织的结论，与他的政治嗅觉、心怀叵测有关。1964年对所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宣传已逐渐升温，许多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被排斥，在当时学术界和理论界原先正确的原则和观点遭否定和批判。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王孝和烈士的家属和有关单位为了恢复“王孝和事件”的历史原貌，从不同渠道向上级部门反映，要求重新宣传王孝和烈士事迹，后因种种原因被搁置多年。但由于王孝和烈士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地位，人民一直怀念着这位英雄，这段时间有些单位还是如实地宣传了王孝和烈士事迹。中共上海电业委员会等单位对“王孝和事件”有关史料进行了全面的搜集、整理、核实，并向上海市委作了实事求是的汇报。经中共上海市委认真审查后，报告了党中央。中共中央办公厅于1988年9月2日函复上海市委：“中央同意你们关于恢复宣传王孝和烈士事迹的意见。《中央关于今后不再继续宣传王孝和事迹的通知》（中发[65]199号）随之失效。”至此，蒙在王孝和烈士英名上的尘埃终于被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