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胡耀邦同志在这时却是比较清醒的。在对待当时西单民主墙的群众运动时，他尊重人民主人翁地位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这时，他呕心沥血，做了很多工作：一、加强党政机关的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热情接待上访群众；二、加快平反冤假错案；三、加紧立法，对群众集会游行、上访请愿等立了临时法规；四、加强宣传，坚持正面引导；五、布置几个单位派人深入群众团体做工作。在第四第五两方面耀邦对我作了特别的指导。他专门找我谈过话，他说：我们党历来都主张站在人民群众之中而反对站在群众之上，他要人民日报社派出几位可靠的同志深入到几个群众自发组织的内部去，引导和影响他们不要误入歧途，同时对一些用心不良的人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他还亲自找这些同志听汇报、作指示。后来，那些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人污蔑这些同志是同坏人同流合污，耀邦同志又站出来保护这些同志。当时，我还建议把西单的民主墙搬到中山公园，加强党对这些大字报的领导。耀邦同志同意试办一下，后来曾选在月坛公园试办了一段，但是终于关闭了。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第二次会议的小组会上，耀邦同志曾经很激动地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搞违犯‘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坚持认为我那样做是从大局着眼想的，即使多数人反对，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

由此看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耀邦为代表的改革力量，同以几位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人为代表的保守力量之间的矛盾已经很深了。矛盾是多方面的，除了思想理论问题以外，围绕着如何对待人民群众方面，矛盾也是很尖锐的。

当时在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政治方面，我自己经历过一场令人难忘的斗争。记得也是在一九七九年六月的五届二次人大会议时，我已经写好发言稿准备揭发汪东兴同志强行推倒中南海勤政殿，花了六百九十万元兴建自己的私宅。我特别请了一位内行算了一笔帐，然后我才在发言稿中作了具体的揭露。汪东兴修建这个公馆共五千三百八十七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一千二百八十元，比人民大会堂每平方米的造价高五百八十六元，比北京饭店每平方米的造价五百七十一元还高出一倍多，超过一般住宅十倍。据初步计算，他这座公馆所花的资金，可以修宿舍楼四幢，解决一千户人家的住宅。他这座高级公馆，有一个五十七米的活动室，一个四十五米的餐厅，一个一百九十九米的电影厅，修了两层屋顶，三层玻璃窗，能抗九级地震，和毛主席纪念堂同一个标准，比北京饭店抗震标准高一倍。这座汪家大院就是现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处。在准备会议上讨论主席团名单时，我就提出汪东兴没有资格进主席团。谁知这一下惹来了大祸，说什么主席团名单已经政治局安排批准，作为党员不应同中央不一致。还专门开了人大代表党组会对我进行批评，说人大的所有重要文件都是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就是说都是拿到人大去通过而不是拿去讨论的，我要求讨论便是错误！这种批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如若这样，人大这个最高权力机关就成了党中央的表决机器了。当然，很多同志一直就是这样理解人大的民主的。我找到耀邦，把我的揭发材料给了他一份。我向他发牢骚，他劝我沉着一点，以后说话不要那么直，那么冲。

原来，批评我的深一层的原因，是我不应该揭露这一重大的挥霍公款、舞弊营私的丑事。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贪污腐败的作风是任何政党失败的一个毒根。因为反贪污腐败是我们整顿党风的一个主要任务，我决心使人民日报在反对贪污腐败、提倡廉洁勤俭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虽然关于勤政殿的事不准在报上公开揭露，可是人民日报在耀邦同志的领导下，在反对官僚主义总题目下还是进行了几场大的斗争，如反对外贸部贪污、受贿事件，渤海二号沉船事件，萃华楼饭庄大吃大喝事件等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后在人大会议上我作过希望中央机关搬出中南海，把中南海作为公园，党中央的经费预决算由人大审议，公布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公开揭露大的官倒等发言。上述宣传都遇到很大阻力，我的发言也引起一些人的反感。历年来，在人民代表大会中，代表们经常发言的主题之一就是反对贪污浪费，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意见最多的也是贪污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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