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在中共十一大主席台上
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曾任毛泽东警卫几十年的汪东兴在叶剑英和李先念的支持下,先发制人地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束了四人帮时代。华国锋和汪东兴在此后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但是复出中共元老并不把汪东兴放在眼里,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对他施加压力,最后汪东兴不得不自己辞职。
邓小平曾经让汪东兴的老上级王震找汪东兴试探口气,结果汪东兴劝邓小平老老实实坐在家里看看书,抱抱孙子,不要再参与政治。邓小平复出之前,华国锋让汪东兴去见邓小平,希望邓小平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时,邓小平说:“我出来不出来工作没有关系,不出来也可以给你们当当参谋嘛。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天安门事件是一个革命事件。”邓小平还对华国锋和汪东兴提出的“两个凡是”表达了不同意见。
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汪东兴极力维护华国锋的威信,他曾经说过:“邓小平也反对四人帮,但是他整治不了四人帮。他哪里有我们英明领袖华主席那样的本事!”
但是邓小平复出之后,汪东兴实际上就失去了实权,叶剑英就很轻视他:“汪东兴充什么大头,在小平同志眼里,根本没有他们的地位和说话的机会。和我们相比,他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三流政客,他能当什么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简直是开国际玩笑。就是再打一百次仗,也轮不上一个警卫员出身的人当什么大头呀。他连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本事都没有,我们根本就不和他一般见识。”
邓小平对华国锋说:“你可是不能尽听汪东兴的话。他的思想僵化得很,在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中威信不高。主席晚年虽然有错误,但是那些错误与他身边人员的素质不高有很大关系,汪东兴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毛主席那里,只能是帮倒忙,而帮不了好忙。”还说:“他动不动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活动,这是很令人讨厌的事情。现在要提防这个人来垄断毛主席的文件,不要让他干涉的东西太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分组讨论中,汪东兴被点名批评。中共中央1978年12月2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免去了汪东兴十五六个兼职,其中包括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职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说:“汪东兴几乎每次开会都要出来唱唱反调,已经充当我们中心工作转移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绊脚石了。”胡耀邦说:“汪东兴同志这两年来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左的路线上踏步不前,经过了许多同志的帮助甚至批评,仍然没有足够的认识。我觉得,他继续留在副主席的位置上已经远远地不适应了。我建议在合适的时候是否调整一下他的职务。”
面对党内的多方压力,汪东兴在会上发言说:“我的观点和思想和你们的许多意见格格不入,彼此很难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团结,我决定还是自己辞职比较好,这样对你们更好地执行你们的路线,也就排除了很大的障碍或阻力了。”
此后,1980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了汪东兴的辞职。1982年,中共召开十二大,汪东兴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是按得票多少排列的,汪东兴排在最后一位。
汪东兴从1947年担任中共中央直属队司令部副参谋长、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从此警卫毛泽东三十年,深的毛泽东的宠信。中共建政后,汪东兴历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八局副局长、九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1955年获少将衔,是少将中唯一没有军内职务的人。1958年,汪东兴曾出任江西省副省长
本文摘自《书屋》2000年第4期,原题:劫后承重任 因对主义诚
当时,很多同志都认为提出“四个坚持”有利于挽回十年动乱后几乎丧失殆尽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知识界和青年中,的确存在很严重的“三信危机”,对党、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大大丧失了信心。这自然是因为二十多年的左倾错误和十年极左路线把我们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糟蹋得面目全非所造成的严重恶果。经过十年动乱本来应该猛醒过来,痛改前非,认真总结惨痛教训,批判过去的错误,特别是批判毛泽东同志后期的错误思想,不仅在思想理论上进行纠正,而且在实际工作中痛改前非,才能真正达到逐渐挽回“三信危机”的目的。可惜,当时主管思想理论工作的胡乔木,甚至包括某些高层领导人,并没有真正猛醒过来,仍然摆不脱过去那一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实际上在很多方面仍然用老一套的办法来企图维持早已丧失的人心。他们不把眼睛盯在党的工作和领导干部作风的拨乱反正和除旧革新上,以挽回人民群众的信心,而是把眼睛盯着人民群众,特别是对广大青年,责怪他们不应该丧失信心。当时,全国人民热烈庆贺粉碎“四人帮”,热情希望新的当权者切实总结惨痛教训,坚持进行拨乱反正,陆续平反大量冤假错案,赶快解放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大批老干部和一切受害者。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热情奔放地集会庆贺胜利,揭发检举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上访申诉冤情,一时,各种群众性的活动风起云涌。应该看到这是广大人民对党和政府从失望转向希望的表现,是人民的觉醒,是国家的勃勃生机,是大好事。不可否认,在这中间,当然免不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两种反动势力妄图兴风作浪。一种是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死党余孽,他们仍然打着“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走资派”的招牌,妄图维持封建法西斯专政;另一种是国内外其他反动势力,在趁机宣传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已经彻底失败,企图动摇人民的信心,阻挠拨乱反正。显然,第一种反动势力在当时是相当强的,是主要的;第二种反动势力是极少数敌对分子的阴谋活动。可惜,我们某些高层领导人在反对“两个凡是”时,看不到那股极左势力正是“两个凡是”的同盟军,反而夸大其他敌对势力的危险性,甚至把广大青年要求彻底肃清“林江反党集团”的余毒,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要求拨乱反正,除旧革新,也看成是少数坏人煽动起来的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对于人民集会、上访、贴大字报等正当活动,不是站在群众的前面欢迎,保护其积极性,将其引上安定团结的正道,而是忧心忡忡,惶惶不安,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去加以压制和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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