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遗体没有创口，现场没有血迹
　　显然，田家英吊在那里已经较长时间了，但到场的人没敢擅自决定把田家英解下来，而是立即给汪东兴打电话报告情况。汪东兴隔了一段时间才到永福堂。戚本禹回忆说，汪东兴此前一直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他可以作证。
　　在汪东兴指示下，秘书室的人把田家英解下来。田家英穿的是一件薄衬衫，身体已经僵硬。汪东兴让检查一下田家英身上有没有东西，秘书室行政主管在衬衫口袋里发现了用红色铅笔写的遗书。文字并不太多，现在为人所知的部分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此时此刻，在永福堂院内已有七八人，他们都目睹了田家英从吊绳上解下的过程。而若真相如所谓“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所载，他们目睹的应该是另一种场景。开枪自杀，死者身上必得有创口，现场必得有血迹，且就一般而言，自杀要一枪致命，没有击发数枪自杀的。那么自杀者会把枪口指向哪里呢，人们不约而同地会想到哪一点呢？那应该是一个非常暴露的位置，是一个人们一眼就能注意到的位置。但田家英遗体上既没有创口，现场也没有血迹。
　　笔者也想不通，用枪自杀和上吊自杀在政治方面或伦理方面有什么特别需要区分的讲究，所以将用枪自杀的现场伪装成上吊自杀现场的做法实在无从解释。如果现场确实做过了伪装，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即田家英不是自杀而是谋杀。
　　然而在那样的特定环境下，即便排除枪响惊动左邻右舍的难点不论，在谋杀之后把现场的血迹清理干净，把遗体上的创口处理好，再伪装成上吊自杀，还要让人看不出丝毫破绽，这一系列动作也不是一两个人、在短时间里就能完成。
　　秘书室的人在四处寻找田家英时并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永福堂院落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寻找的视线之内。如果血迹清理和现场伪装稍微不到位，很容易让人心生疑窦，但到过现场的人，没有任何人萌生过谋杀的联想。
　柒
　　谋杀之说，不合逻辑
　　田家英自杀的事随后通报了周恩来，电话是用永福堂的座机打出的。周恩来随后将此情况转告给当时尚在南方的毛泽东……
　　据王力回忆，当天他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大约在下午两点左右，他得知了田家英自杀的消息。作为三人小组成员之一，他接到通知去中南海参加这一突发事件的处理。安子文大概是在王力之后得到的通知，并受命负责处理这一突发事件。
　　据田家英夫人董边回忆，她是在下午3时左右接到的通知。她当时正准备早些回家，办公室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她拿起电话，听筒另一端传来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声音，要她立即到中南海西楼会客厅去。
　　“西楼会客厅是刘少奇同志接待客人的地方，为什么要我到那里去？究竟出了什么事情？”董边猜测大概是与田家英的事有关，心里怦怦直跳。还没等她理出头绪，汽车已经开进中南海。
　　走进西楼会客厅，只见安子文、汪东兴、王力等人已在室内。安子文代表组织向董边直言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杀。这难以置信的消息，如五雷轰顶，董边一下坠入万丈深渊。
　　有关负责人一定要董边去看一下尸体，并且不断发问：“田家英死之前说了什么没有？”“要不要到医院去验尸？”董边此时脑子里已是一片空白，只是机械地回答说：“一切由组织决定，我服从组织。”
　　从西楼会客厅到永福堂寓所并没有多远，出西楼办公区院墙东门，下高台阶斜对着的就是永福堂西门，但董边已不知自己是怎么走过去的，她无法接受“畏罪自杀”的事实……
　　院内平日存放毛泽东图书的西房内，田家英平躺在地上，身上盖着那条铺用了多年的蓝色床单。有人拉着董边的胳膊往前拽，非要让她看清楚一点，认可自杀的事实。
　　床单被揭开，董边看到了田家英那僵滞铁青的面孔，那一向充满生气的脸，堆满毫不掩饰的无尽痛楚和悲愤。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
　　至此，看到田家英遗体的人已经超过10位，他们都没有对田家英死于上吊自杀产生任何怀疑。
　　如果是谋杀，显然是到现场的人越少越好，看到田家英遗体的人越少越好；负责处理此事的人就不应该提醒董边要不要到医院验尸，也不应该拽着董边一定要她看清楚遗体……这些处理方式的细节，显然不合谋杀说的逻辑。
　　笔者至今还记得，那天中午12点多，我从学校回到中南海吃午饭。拐向西大灶的胡同正对着永福堂西边的通道前，我一眼瞟到永福堂西门前站了一名卫兵。以前那条路上从没有岗哨，当时感觉奇怪，所以印象较深。后来，在同一饭桌吃饭的田家英秘书逄先知的孩子也来到食堂。他悄声告诉我，他家住的院子有卫兵守着，不让进去。他又绕到后门想进到院子里，发现后门从里面锁上了，也进不去。我们当时都感到有些不对劲，但谁也没想到田伯伯出了意外……
　　田家英的子女在许多年后对笔者回忆说，他们家当天晚上就搬出了中南海。而一个星期后，所有住在中南海里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干部家庭，也都搬出了中南海。

汪东兴

汪东兴（1916—） 江西省弋阳县人。

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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