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5月22日午夜的电话
　　吃晚饭的时间过了，田家英一点食欲也没有，仍在清点着文稿。
　　也是在这段时间，即当晚七点左右，于杨尚昆之后成为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汪东兴在西楼小会议室召集了一个会。与会者是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内几个单位的科以上干部，这个级别的会参加的人并不多。
　　汪东兴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关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决定，这比李富春代表中央向各大部委领导吹风还要早半天。他同时还宣布了田家英停职检查、戚本禹接秘书室领导工作等决定，继之又讲了田家英的各种错误以及他本人同田家英的斗争。
　　有些文章将这个会议说成是中央办公厅对田家英的批斗会，田家英在这次会议上遭到了严词批判，因而这个会也是田家英自杀的促成因素之一，实在是想当然耳。午夜12点过后，田家英家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戚本禹打来的，董边没有听清说的是些什么，却听到田家英摔下电话听筒的声音。看到董边询问的目光，田家英气愤地说：“戚本禹好神气，他算什么东西，我就是不去签字！”
　　对此，戚本禹几次对笔者说，他没有在当日午夜主动给田家英打过电话，而是田家英主动给他打的电话，要他到田家去。他遂叫上了王妙琼一同到了田家英家。田家英拿出了一些遗留的文件，因交接要经过秘书逄先知，他就到东厢去找逄先知。田家英趁此机会，马上跟过去悄悄问戚本禹是谁在害他。但戚本禹因几天前刚在对待田家英的问题上挨了批评，被斥为“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时没敢说什么话。
　　戚本禹对笔者说，田家英对他有恩，他不可能对田家英有不敬的言行，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他曾评价笔者与田家英子女合作文章中关于摔电话的叙述类似“推理小说”。
　　笔者为此找相关人士就戚本禹的说法做了核实，几位相关人士都说不记得戚本禹当夜到过永福堂。田家英的夫人董边（生前的追忆）、田家英当时的秘书逄先知都没有当夜和戚本禹接触的记忆，王妙琼亦在田家亲属就此事询问时说，她也没有在那天夜里和戚一起去到永福堂的印象。
　　笔者将核实的结果当面告诉了戚本禹，但戚本禹仍坚持他自己的记忆。
　　肆5月23日上午，永福堂有过来访者
　　1966年5月23日凌晨，董边到田家英的卧室，见他斜倚在床上，似乎彻夜未眠，陷入难以自拔的思忖，便劝慰他说：“你的情况主席都了解，有什么事慢慢总会搞清楚的。”妻子的抚慰，使田家英的内心更添一重凄楚，他欲言又止。
　　几十年相濡以沫，田家英很了解自己的妻子，也很尊重她的观念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虽说她也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了，可长期从事的是妇女工作，自己在中央核心部门接触的许多复杂的情况，平时就没有向董边透露，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不曾同妻子探讨，此时此刻此情此背景，更难用几句话给妻子解说明白。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在一些问题上，无法求得最亲近的人的理解与沟通，这使他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内心分外痛苦，但他没有让内心说不出的苦涩和凄怆形于颜色。
　　董边因《中国妇女》杂志和全国妇联机关两边都有事，并没有把田家英面临的问题看得有多么严重复杂，同时感觉丈夫心境似乎比昨晚平静了一些，便匆匆上班去了。
　　在董边离开后，田家英是如何度过弃世前的那个上午的？
　　叶永烈在《毛泽东的秘书们·秘书田家英》中，曾做了如是描述：“就在这一片安静之中，田家英在‘永福堂’小院里，独自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上午！”“安安静静，电话铃声未曾响过，也未曾有过一个来访者他已接到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还有谁会给他挂电话？还有谁敢登门拜访？”可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
　　有没有人给田家英挂电话，已经没人能够追忆。但在那天上午，却的的确确有人来过永福堂的田家英寓所，他就是田家英在延安时就共过事、解放后仍关系密切的老友何均。
　　在延安中共中央宣传部时，何均就和田家英在一起工作，并住在杨家岭上的同一排窑洞，一起帮助过毛岸英熟悉中国的国情和党内情况。几乎在田家英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同时，何均担任了朱德的政治秘书。解放后，他们工作都在一个大院落里，仍保持着不时的交往。
　　5月23日上午8时许，何均上班路过永福堂。因前一天晚上汪东兴宣布了田家英停职反省的决定，他便急切地想去看看田家英，了解情况。何均的本意是想安慰安慰老朋友，可两人心头都被山雨欲来的浓雾所笼罩，而且又无法预料这场风暴会波及到谁，波及到怎样的程度，以往见面便滔滔不绝的他俩，竟久久相对无语；偶尔交换一两句，更添凄怆气氛。
　　许多年后，何均只追忆出田家英当时说的一句话：“士可杀而不可辱。”对于了解内情的人来说，何均感到此言与江青、陈伯达的加害相关。就在前不久，田家英还同何均出中南海东门，沿故宫河沿至王府井旧书店，一路谈了许多。江青、陈伯达的日趋活跃，使他们感到形势将有变化，心头有些压抑。
　　何均在田家英处坐了好一会儿，才起身欲走。可田家英非要他再坐会儿。但坐下后，两人依旧话语不多。过了片刻，何均又要走，田家英再度挽留，“如是者有三四次”。最后，何均见上班时间已经过了很久，还有事情必须处理，就告辞了。田家英送何均出了永福堂院子，几乎快要到他的办公室才回去。
　　那天上午，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有事外出，不在永福堂。在永福堂院内的只有田家英的专职公务员陈义国，然而他打好开水，拾掇好房间后，一般就呆在自己的耳房听候田家英有事的招呼。
　　平日的永福堂，只要没有客人来，一向都是很安静的。田家英的几个孩子都上学，且平时也不住在永福堂。在何均离开后，田家英又做了些什么，谁也不曾看到。
　　如果真如枪击说叙述的那样，这天上午的永福堂不应该这样安静，不论是自杀、误杀还是有意枪杀，这里都至少要有一声枪响。
伍永福堂内，没有传出枪声
　　永福堂地处中南海的核心部位，几十步外就是西楼办公区，永福堂的西门就斜对着西楼办公区东入口的高台阶，这里就有一个哨位；而且，与永福堂相邻不远就是陆定一、胡乔木、董必武等人居住的院子。永福堂内有枪声，必然惊动这些地方。
　　更何况，中南海内对枪声是特别警觉的。张际春（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孩子曾经用猎枪在中南海内打乌鸦，只一声枪响，立即就把几路警卫都招来了，随后就成为中南海内几乎人人皆知的重大事件。
　　同样，如若1966年5月23日上午永福堂内真有一声枪响，那么田家英之死马上就将不是秘密。
　　可以肯定，那天上午，永福堂内没有枪声。
　　吃午饭的时候，公务员陈义国从小灶给田家英打好了饭菜，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田家英来吃。田家英没有外出的事先安排，也没有任何交代就不见人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他随即找到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的办公室，报告“主任不见了”。
　　当时秘书室主管行政的科长也在陈秉忱的办公室，他们一面让陈义国继续寻找，同时分头往田家英可能去的地方打电话询问。然而，最后汇集的情况仍是田家英下落不明。他们有点慌神了，因为前一天晚上他们都参加汪东兴召集的通风会，都知道田主任出问题了，但谁也没往更坏的情况上想。
　　又过了一段时间，陈义国来报告说：永福堂院内毛泽东书房里好像有人。但因为书房内很暗，白天进去都要开灯，所以看不清楚。陈秉忱、行政主管带了一位行政干事随陈义国来到书房前，发现门从里面锁上了。他们砸开锁才进入到书房，屏风后的情景顿时令他们都惊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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