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还原历史的要求说，回忆和口述是记忆性史料，虽属第一手资料，但不宜简单采信，而需要与其他史料比对和参照，或证实，或证伪，或存疑。本着上述要求，本文对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以及相关研究涉及的若干史实作一综述，并提出仍然存疑的一些问题。

　　解决“四人帮”问题的酝酿：叶、汪四次密谈

　　粉碎“四人帮”后，一个广为宣传的说法，是毛泽东生前即对“四人帮”问题早有察觉，并对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所部署，1975年5月就说过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5日）今天看来，这显然是政治策略说辞。毛泽东所说的“解决”，同采取强力措施的“解决”是全然不同的两件事。

　　那么，采取强力措施解决“四人帮”究竟是如何酝酿的呢？现有回忆和口述史料表明，最早酝酿的是叶剑英。据对王震、王石坚和聂荣臻秘书周均伦的访谈，毛泽东生前，叶剑英就曾同王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人谈过解决“四人帮”的话题；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更是同一些元老和将帅议论过此事。据对云杉的访问，叶剑英曾邀请乌兰夫（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谈话，征求意见；乌兰夫明确支持叶的主张。据对李德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的访谈，他去看望叶剑英，叶曾暗示他当务之急是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参见《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李德生在回忆录里也谈及：毛泽东逝世后他到北京参加治丧活动期间，曾去看望叶剑英，叶谈了当前形势，还开着收音机谈话，他明白叶是用这种方式征求意见，要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德生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最值得注意的是，《叶剑英年谱》称，毛逝世后几天，叶剑英便同汪东兴就国内局势和“四人帮”问题交换过意见，时间是1976年9月12日和13日。（《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过去的说法，都是华国锋与叶剑英商量之后才与汪东兴沟通的。《叶剑英年谱》修正了这一说法，表明华、叶商谈之前，叶、汪已经议论过。叶、汪交换意见的情况，《叶剑英年谱》语焉不详；武健华前些年和2013年发表的文章，则有详述。据武健华说，9月12日至10月4日，叶、汪曾四次密谈。9月12日，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吊唁和守灵，上午休息时在福建厅与汪就政治局势交换意见。两人都感到局势的严重；叶指出“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

　　9月15日，叶又到人民大会堂守灵，并会见前来吊唁的各国外宾。会见外宾后，叶在东大厅南侧一间办公室，再次同汪交谈，叶提出“我们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中国革命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败”。（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武文不仅证实了《叶剑英年谱》所说，而且远比《叶剑英年谱》具体。武不是酝酿此事的直接当事人，但系汪东兴（时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直接部下；据他说，当时汪同华、叶交谈之后回来都与李鑫和他通气。但武文提到的第二次密谈时间，与《叶剑英年谱》不一。查《人民日报》，9月11日至14日，叶连续四天去人民大会堂守灵，15日未去。故武文所说时间可能有误，叶、汪第二次密谈当是13日或14日。

　　也有人说，叶剑英与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前后，已经就解决“四人帮”达成共识。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叶选基（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的根据，是1976年7月叶剑英曾去华国锋家拜访，表示支持华主持中央工作，提出党不能搞第二武装，直指“四人帮”在上海大搞民兵的阴谋。寥寥几句，看不出叶、华是如何谈及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关于叶、华这次谈话，其实熊蕾（熊向晖之女）的文章记述比较细致，而谈话的情况是叶剑英亲口向熊蕾父亲熊向晖（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转述的。

　　据熊蕾所述，叶剑英同华国锋谈话，与熊向晖的建议有关。叶、华谈话的时间是1976年7月，华称叶是“九亿人民的元帅”，表示了对叶的敬重。叶主要问了华两个问题，一是治国方针，华说“举一纲抓两目”，“一纲”是阶级斗争，“两目”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二是人事安排，华表示除非有主席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华向叶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提醒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一个，不能搞多中心。叶对他和华的面谈非常满意。（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熊蕾的文章没有提及叶、华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情况。看来，这次谈话加深了叶、华彼此的了解，但说两人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达成了共识，则根据不足。

　　1976年10月6日， 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起了重要作用。图为李先念（左）与华国锋（中）、叶剑英在24 日北京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大会上

　　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动议？

　　酝酿是一回事，提出动议又是一回事。究竟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动议？过去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叶剑英。近十多年来主要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表明，提出动议的是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

　　李先念事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过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他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他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29日，参见《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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