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是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汪东兴参加此次全会的华北小组讨论，陈伯达在这个小组发言时，搬来不少马克思恩格斯论天才的语录，鼓吹“天才论”。林彪也在会上提出，要在修改宪法时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汪东兴受到蛊惑，表态拥护林彪的讲话。汪东兴在会上的发言被编进了全会的第六号简报。毛泽东看到后，立即把汪召去，严肃批评。汪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当面作了检讨，并且毫不迟疑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汪检讨后，毛对汪采取了保护态度。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错误，除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等少数人知道外，其他人都不清楚。可是，林彪事件后，江青却抓住汪的错误不放，认为彻底打倒他的时机到了。林彪摔死后，毛泽东曾生病，江青借题发挥，诬陷汪东兴是“林彪特务集团头子”。她说：主席身体好好的，为什么说病就病了呢？这是因为主席身边有一个林彪特务集团，这个集团的头子就是汪东兴。汪东兴的老部下、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与长期在中办和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一些同志共同回忆过这样一件事：1972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江青避开会议研究经济问题的主题，提出：主席身边有一个特务集团，干扰了主席的健康，接着直接提出，要把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换掉，由纪登奎担任这个职务。汪东兴立即质问江青：你给我扣这样大的一顶帽子，我不能戴。你有什么根据这样说？江青走到汪东兴跟前，敲着桌子，对他喊：不许你辩解！汪东兴讲，这是政治局会，是民主的会，只许你讲话，不许我讲话，哪有这个道理？总理说，你们不要吵了，东兴同志检讨几句嘛。汪东兴说：我检讨什么？这样大的帽子我不能戴。如果形成会议决定的话，办公厅主任我可以不当，政治局的会我也可以不参加，现在主席的身体不好，我还要每天到主席那里去值班。会议休息时，汪东兴到了毛泽东住处，把江青在政治局会上的讲话原原本本地向主席报告了。主席听后很激动，也很生气，眼里闪泪，汪的眼里也含着泪花。这时，护士长吴旭君喊：汪主任，请您接电话，总理来的。汪站起来要去接电话时，主席说，东兴同志你站住，你向总理说三句话：第一，你不要去参加会了；第二，我没有委托政治局讨论人事问题，没有提议在今天的会上讨论人事问题；第三，我这里的事别人无权干涉。汪东兴把主席的三句话报告了总理。刚回到主席的办公室，吴旭君又喊：汪主任，请您接电话，纪登奎同志来的。汪东兴拿起电话，纪登奎就问：老汪，我什么时间去接班？汪东兴生气地说：你去问总理吧。不久，毛泽东把江青叫去，臭骂了一顿。毛泽东说：你不是说我这里有一个特务集团吗？我就是这个集团的头子！

　　1976年10月，首都军民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这标志着1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事件，学界有不少著述和文章。由于缺乏档案文献，研究者主要依据回忆和口述资料来梳理和讨论。亲历者和当事人的记忆多有龃龉和出入，研究者关于一些史实特别是细节的叙述也不尽一致；至于种种未经证实的说法，在坊间更有不少流传。抓捕“四人帮”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层权力更替，政治风险极大。笔者猜测，出于谨慎和保密，除了笔记、日记、字条之类的个人资料，很可能当年就没有多少文献。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相关研究还要基本依靠回忆和口述的进一步披露来深化。

　　从回忆和口述看，整个事件的主动当事人（以下简称当事人。笔者将该事件的当事人分为主动方和被动方，决定和实施抓捕者为主动当事人，被抓捕者为被动当事人），大致可分为四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决策层，即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核心人物是华、叶、汪；吴、李参与商议较多；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或者参与过商议，或者知情。第二个层级是领导指挥层，主要人物是汪东兴、吴德。第三个层级是组织实施层，主要人物是张耀祠（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和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耿飚（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邱巍高（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第四个层级是具体执行层，即直接参加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和北京卫戍区官兵。需要说明，还有几位当事人如李鑫（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周启才（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作为文件起草者，亦部分参与了事件，了解一些情况，所处地位相当于组织实施层。上述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最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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