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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桂林见到谭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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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冬,我应征入伍,在桂林军分区独立营当战士。第二年初夏,我们排调到了“66号信箱”担任警卫任务。调防前的一天,连指导员到我们排作动员报告说:“我们排即将执行的任务是既要负责首长安全,又不允许首长走出警戒范围和与外人接触。这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政治任务,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最大信任。同时宣布纪律:与亲友交谈或写信时,不准提到所执行任务的内容。 “66号信箱”位于桂林市东南方的小土山上,占地约100公倾,四周有3米多高的围墙,墙院内大小水泥路纵横交错,路两旁林木葱葱,繁花绿草点缀其间。院内环境幽雅,风景宜人,是个休闲疗养的好地方。 “信箱”分为两部分:山脚是一般警戒区,有四五栋三层的综合平顶楼,楼中住着被“挂”起来的厅局级领导干部;山顶属特别警戒区,有五栋式样别致,分散独立的别墅式小洋楼,住的都是省部级以上的高级首长。听老兵说,邓子恢副总理、李六如秘书长\(国务院\、陈漫远等,在1至4号楼住过,我们排接防前都奉命“调走”了。仅剩下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住在五号楼,我们班的任务就是负责五号楼的警戒。 接防的当天下午,班里便开始了以五号楼为主要目标的昼夜巡逻。听说首长偶感风寒,足不出户,所以,我接连几天急于想见到首长都未能如愿。只见首长夫人葛慧敏每天多次端着痰盂去楼后20米处树阴下淋花生。她在少见阳光的树阴下种了两畦花生\(约2厘地\,每天不是淋尿就是施化肥尿素,花生苗长得很茂盛。 第五天傍晚,我终于见到了谭副总理。那天晚饭后,夕阳西下,天像要下雨,没有一丝风,十分闷热。我全副武装,验了枪\(不准子弹上膛\后,沿着树阴下的水泥甬道朝哨位走去。 “首长正在散步,其他一切正常。”战友交完岗就走了。我听了高兴起来,心想,嘿,马上就要见到赫赫有名的谭震林了。 我巡逻到五号楼门口,见一位身高1.6米左右的瘦小老头,摇着把破了沿的蒲叶扇,趿着双木板鞋,低着头默默的在门前树阴下的水泥路上来回溜达着,木板鞋打着路面“呱哒,呱哒”地响。他穿着半旧的白色圆领汗衫和露膝的士林兰布中式短裤,雪白的头发谢了顶,青筋凸露的双臂和满是皱纹的脸上长着一点点褐色的老年斑……在昏黄的夕辉中,看上去他与晚景不佳的退休老工人无二致。 我愕然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毛主席著作中多次提到过的谭震林;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为人民打江山,搞建设,立下不朽功勋的谭震林;在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人民的共和国副总理,怎么会是这么个瘦小潦倒的老头呢?要不是部队自己有纪律\(不准主动与首长说话\,我真想陪首长聊天说说话。可半个月后,我还是忍不住犯了纪律,主动跟首长搭了腔。 谭副总理来桂林后,有两个刚成年的儿女跟在身边。这姐弟俩可以自由出入特警区和大院。他们每天无事,常去市里玩到深更半夜才回来。时间晚了,大门口的老门卫睡熟了,格子式的钢筋铁门也上了锁,他们爬铁门进来也是常有的事。这天凌晨3点多,八班一战士接岗不久,见有人爬铁门,吆喝不住,便“哗啦”一声子弹上了膛,差点没搂火!第二天执勤时,我便忍不住把这事跟谭副总理说了,并让他劝劝自己的儿女。 谭副总理听我说完,慈祥地微笑着,用湖南腔的普通话说:“谢谢你,小同志,我会批评他们的。” 谭副总理那慈祥的微笑,那湖南味挺浓的声音,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30多年后的今天仍历历在目。 三个月后,我被调到军区分区机关工作。不久“9.13”事件发生,林彪反党集团覆灭,谭副总理也受命重新出来工作,全家自然随他回到了北京。 一个星期天,我们班长特意到军分区找我,给我带来了一小袋核桃和山东大枣。他说,谭副总理的夫人葛阿姨写信来,让我们班将她种的花生收摘了洗干净,全部寄去北京,她要分送给亲友们尝一尝。可她种的那两畦花生缺少阳光,每天淋小便,又施氮肥尿素太多,战士们将花生拔起一看,百分之九十都是“水籽”\(果实不饱满或空壳的\。怎么办呢?为了不拂首长的美意,全班战士经过讨论一致通过,善意地“蒙骗”首长一次———在市场上买了20公斤颗粒饱满的干花生给首长寄去。首长收到花生后十分高兴,除回信关心我们的工作学习情况外,还寄来了核桃,大枣和苹果、雪梨…… 听了班长的介绍,我十分感动,一边尝着首长千里迢迢寄来的大枣和核桃,一边再三叮嘱班长在给首长回信时,一定要把我对首长的祝福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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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伍家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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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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