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意见，互不相让，针锋相对。

    正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刻，谭震林又给《红旗》送去了呕心沥血的修改稿，还郑重其事地附上了一封信，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在信里写道：“文章只作了一点小的修改，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一点原文上是有的，只是不够突出，不够明确，我把它加强了……如果你们认为还有什么修改，请想好后，到我家当面商量。”

    恰恰在这个焦点问题上，谭震林不但不同意删去文字，相反还要加强，以突出真理标准问题，还约请编辑、记者到他家来谈，真是旗帜鲜明，寸步不让。

    编辑部又讨论开了，觉得对谭震林的意见不能掉以轻心。有人想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先派人去同他商量。说明中央已指示《红旗》不介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请他考虑删去有关段落。

    二、如谭万一不同意删去，就将他的文章打印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

    11月14日，编辑部派人来到谭震林的家，将编辑部的意见向他转达。来人彬彬有礼地说：“我们想听听谭副委员长的意见。”

    谭震林沉思片刻，点燃一支香烟，抽了两口，吐出一串长长的烟雾，然后坚定地说：“如果说这篇文章的材料选用得不那么恰当，这都好商量，至于文章的观点，丝毫不能改动。”

    停了片刻，他望着对方，又强调一句：“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全党的大事，不能含含糊糊，模棱两可。”

    《红旗》的同志也知道谭震林的性格，他认准的事，谁也别想改变，何况他的态度如此明朗。再向他解释，也无济于事。因此只好说回去向领导汇报。

    “你回去告诉你们的领导，发表了这篇文章，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如果有谁来辩论，叫他来找谭震林！”送别时，谭震林又补充了一句：“这篇文章，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这就是我的观点。”

    后来，他又打电话给《红旗》杂志的负责人，坚定地说：“对于文章的观点，你们要改我一个字，你们就不要登。”

    《红旗》杂志的领导无可奈何，只好将稿子送中央常委审查。于是，一场“笔墨官司”打到了中央最高领导层。谭震林的文章成了常委们的传阅件。

    《红旗》在送审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们请谭震林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毛席诞辰85周年的文章，准备在12期发表。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要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于是请中央主席审查，现送上这篇文章，请审定。

    这篇文章先后由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人进行了审阅。

    华国锋首先表示同意在《红旗》上刊登此文。

    李先念看到文章后，在上面写了一句批语：文章确长，没有时间看，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小。

    文章送到邓小平的案头。他认真审阅，仔细推敲，并作了修改，还在稿子空白处写了耐人寻味的批语：

    这是一篇好文章，我看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遍，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加强了。如果《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介入 不介入是假的。实际上已经介入了，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介入本身，可能就是介入。

    两天之后，李先念得知邓小平的态度，便抽空看完了谭震林的文章。他感慨地说：“这么好的一篇文章，《红旗》不登的话，那错误就更大了。”随后在稿纸上面挥笔写道：“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被动了。”

    中央领导的批示，陆续送到《红旗》杂志社。杂志社负责人又向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汪东兴请示，汪东兴见那么多高层领导人都有明确的态度，只得无可奈何地同意刊登。

    于是，这篇题为《井冈山斗争的实际与毛泽思想的发展》的文章，便刊登在《红旗》1978年第12期上。文章的开头说：“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 还是以思想、意识等精神方面的东西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 这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间的一条根本分界线，也是是否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根本标志。井冈山斗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正是在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依靠农村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他在回顾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之后，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一样，不是教条，而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又用来指导实践的革命理论，我们绝对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把毛泽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