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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川、新城等地发动群众，开展社会调查，摸索武装斗争、群众工作和政权建设的经验，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1928年10月，在宁冈茅坪步云山白云寺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等19人被选为委员，谭震林被选为特委书记。为了加强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和党的思想队伍建设，谭震林开办了短期训练班，并亲自给学员们上课。另外，他还正确处理了“土客籍关系”，有力地增强了湘赣边界党组织和红军的内部团结。“八月失败"时，土籍豪绅带着反动武装回到了宁冈茅坪，客籍人受害尤为严重。10月，红军回归根据地，这一带客籍人感到出头的日子到了，土、客籍矛盾激化起来。当时谭震林疟疾发作。一天，突然听到屋外有哭喊喧闹声。原来，袁文才所率一个排，都是客籍人，抓捕离茅坪五里路远的茶源村的靖卫队大队长尹其中，尹其中是土籍豪绅，闻讯后逃之夭夭。袁文才部就把尹其中的小老婆和村里的40多名土籍群众一起抓来，还嚷嚷着要杀掉他们。谭震林问清实情后，给袁文才做说服工作。在谭震林的帮助下，袁文才知道自己做得不对，不仅很快地给这些土籍人松绑，而且派人护送他们回到了村里，平息了这场土客籍百姓矛盾的风波。从此，土、客籍人逐步加强了团结，在保卫井冈山的战斗中，相互支持，共同对敌。他也受到了两族人民衷心的爱戴和尊敬。
1931年，蒋介石不甘心一、二次“围剿”惨败的命运，亲任“总司令”又发动了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围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谭震林和罗炳辉等同志带领红12军积极发动群众，筹集经费，准备有力地打击来犯之敌。面对强敌，谭震林、罗炳辉等人为了诱惑敌人，率领部队行动时，走走停停，与敌人若即若离。白天，谭震林命令部队打着旗子，拉开距离，一个连拉成一个营的架势。到尘土多的地方，战士们故意跳跃前进，荡起尘土满天飞扬。敌人的飞机从空中俯望，见到处尘土飞扬，红旗招展，以为我军有千军万马在行动。飞机盘旋几圈后就飞走了，战士们风趣地说：“敌人帮助我们送假情报去了！”谭震林高兴地说：“好呵，正愁蒋介石看不见哩，他倒派来了义务宣传员。”为了更巧妙地迷惑敌人，谭震林和罗炳辉还给敌人设下更多的圈套：在红军行动的道路上，每遇岔路口，都用石灰画上箭头，写上“3军团由此前进”、“4军团由此向北”、“××军往××处”等字样。在显眼的地方，还写下留言：“某某同志速到×处找××，有要事相商。”敌人就这样被我军拖着东奔西突，折腾得士气沮丧，军无斗志，正如后来蒋介石手下的一个参谋长供认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哪里还有力量向红军进攻？而两广军阀眼见蒋军主力深陷中央苏区，便趁机向湖南衡阳进兵，使蒋介石感到了新的威胁。万般无奈中，蒋介石只得下令结束“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主力被迫长征，谭震林与陈谭秋、邓子恢一道，受命留在福建领导革命斗争，度过了艰难困苦的斗争岁月。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有些干部和战士不理解我党的对蒋政策，开始不满起来：为什么不杀了蒋介石为牺牲的同志报仇？为了稳定战士们的情绪，谭震林及时召开会议向大家讲明了我党对蒋政策的理由，使大家茅塞顿开。同时面对顽固派的卑劣行径，谭震林及其他的同志有力地贯彻了党中央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同他们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斗争，终于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闽南得以基本实现。
为了抗日大计，谭震林率部驰骋疆场，血战繁昌，挺进苏南，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人士之间，向他们晓以民族大义以争取他们共同抗日，他勇闯“鸿门宴”的故事被我军民传为美谈。
在无锡县甘露地区盘踞着一支以杨筱南为首的国民党游击队。杨筱南这个人见风使舵、反复无常。抗战初期，他曾拉起游击队救护过国民党伤员，也曾炸过外铁路阻止日军进犯，还打死过日本兵。1939年，杨部曾被叶飞收编为“江抗”独立第4支队。可叶飞领导“江抗”西撤后，杨筱南便翻了脸，投靠国民党第3战区司令冷欣。1940年7月，他还把我插入杨部工作的共产党员膝宵吊在树上，亲自挥鞭抽打，以示与“江抗”势不两立。
8月的一天，杨筱南一反常态，备好美酒佳肴，邀请谭震林赴宴，说有要事相商。夏光同志机警地劝告谭震林说：“不要去，说不定这是摆的‘鸿门宴’哩!”谭震林沉思一会儿郑重地说：“老夏，杨筱南对日军没有妥协过，这是我们争取他的一个重要机会。像他这样的人，我们不去做统战工作，把他争取过来，他就会死心塌地倒向国民党。既然他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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