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月１９日，美国国务院不为所动地制定出在台实施政变的机密计划。这份计划规定：（一）美国如要达成防卫台湾的目的，蒋介石及其党羽必须离开台湾，将一切权力交给由美国确定的中国人领袖；（二）上述步骤完成后，美海军驻防台湾海域，以防止中共攻台或台湾“反攻”大陆；（三）如蒋抵制这一计划，美国应派出密使“以最严密的方式”通知孙立人，如果他愿意发动政变，则美国提供必要的军援。

据档案显示，此密使为美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他被蒋介石称为“我中国最良之友人”，因为他担任专门偷运军火到台湾的一个“咨询团”的负责人，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０年初，为台湾在杜鲁门政府的禁令下购置大批武器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柯克支援台湾，并非冲着蒋介石，他是“以美国利益为重”的。在台湾的日子，他看到蒋政权日益腐败，１９５０年２月，他曾劝蒋将军事指挥权交给孙立人。据说，当年３月，孙立人出任“陆军总司令”，４月，出任“台湾防卫总司令”，均是柯克建言的结果。其后，鉴于蒋介石并未将“充分的权力”赋予孙立人，他对台湾能否经历解放军的攻击大感怀疑，所以，越来越倾向于国务院的“扶孙倒蒋”政策，因此被艾奇逊选为密使。

柯克尚未去台湾，形势就发生了最有戏剧性的变化———孙立人主动将一封密函送交柯克。孙立人在信中提出愿意领导兵变以除蒋，但要求得到美国支持，至少是默许；他表示，一旦掌权，将制止腐败，并在对付共产党方面，更具弹性（即不强求反攻大陆）。

杜鲁门当时虽未立即作出决定，但鉴于其一贯的反蒋态度，国务院并未觉得会有什么出乎意料的决定，所以，艾奇逊等紧张地部署政变前的准备措施：６月２３日，腊斯克与胡适在纽约布拉萨大酒店会晤，并正式要求胡出面领导反共亲美的自由派内阁以取代蒋，胡表示毫无兴趣，还指责美国在盟友遭难的时候落井下石，不过，他认为蒋不宜再做“总统”。第二天，胡适在宋子文在场的情况下，向顾维钧报告了此事。“胆小”的胡适再次显示了他对政治只愿批评，不愿参与的微妙态度。

据档案显示，美国务院拟定的政变日期是６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并决定：在政变前，蒋介石“必须被解除权力”。然而，２５日晨，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艾奇逊等面面相觑———他们知道，美国的注意力将集中到朝鲜，而在朝鲜激战的时候，无法在一个并非没有一点利用价值的“盟邦”发动政变。蒋介石就这样赢得了喘息之机！

蒋介石曾在“史迪威事件”中摸透美国政治家不敢果真翻脸的脾气，这次幸运之神再次降临到他头上，他自然不会错过时机。据美驻台情报人员报告，孙立人已被蒋经国主导的政工特务盯梢，孙的一举一动尽在其监视之下。

１９５３年３月２１日，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访问”台北，约孙立人会面。据称：“孙立人显得不太自在，声音压得很低，显系担心房里装有窃听器。”孙立人对史蒂文森说，马歇尔１９４６年对国民党贪污腐化、没有效率、众叛亲离的批评“绝对正确”，他表示：“国军”仍然是不错的，亦有望“反攻”大陆，但其领导层不行，台湾政府是一个充斥个人权力的老迈政权。但是，孙立人的一番慷慨陈词并没有获得史蒂文森的任何承诺，相反，却为蒋经国的特务提供了“谋叛”的又一证据。

１９５４年６月２４日，孙立人被调为“参军长”，实际上脱离了部队。同年１２月，美台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台湾成为美国封锁中、苏的“环太平洋岛屿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蒋介石不再担心会因为清除个别亲美异己人士而与美国决裂。于是，“久蓄异志”的孙立人已成为他可以随时、任意处置的刀上俎，“屏东事件”只是个“人造”的借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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