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叫米哈伊尔的孩子，一年级时参加了少年木工制作小组，对少年模型制作小组的活动有了兴趣，三年级时他制作汽轮机的工作模型，四年级时能独立地制作自己的机器，他制作的发电机模型，比火柴盒略微大一点。毕业前夕，他作了几个机器和设备的模型，都是带有自动装置和遥控装置的。他从帕夫雷什中学毕业后，考入一所综合技术学院，后成为一家专门为原子能装置生产仪器的工厂实验车间的工程师。
这样的例子在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中有很多。苏霍姆林斯基说：“没有那样的人，他的身上未被赋予天资和可能性，以便于他在生活中、首先在创造性劳动中表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的美质和天才来。”
他认为，只评价学习的最终成果，而忽视学生的勤奋、努力程度，这是不公正的。不能把评价变成威胁人的东西，任何时候评价都不可变为贬低个性的手段。“学习、上课、完成作业、经常得到分数——这一切绝不应当成为用来衡量、评价一个人的惟一的、概括一切的尺度……如果在教师看来，他只是一种头脑里被填塞知识的生物，他就不会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如果一个人不能宣告自己的存在，不能在人类心灵的某一领域成为主宰者……那么，所谓的人就是不可思议的。”
杨振宁教授不止一次说过，在国外许多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学者，如果用目前国内的衡量标准，都会早就被淘汰掉。我们现在确定所谓的“差生”、“后进生”，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作业和考试成绩。但这是标准的错，不是学生的错。用作业和考试成绩作惟一标准，是受条件限制而不得已的办法，是不公平的，它毁掉了多少人才！读苏霍姆林斯基的书，我们发现，现在许多素质教育的思想，他那里早就提出来了，甚至比现在更和谐更完美。
因标准的错误导致被认为“差”、“后进”的学生，不是对这种不公平表示不满、反抗，就是对自己的一生丧失了自信。苏霍姆林斯基介绍说，有一个学生老是不明白植物是如何吸收养分、进行呼吸，幼芽是如何长成叶子的，教师经常说他：“你难道就不能理解这些简单的东西吗？”一次上课时，教师说：“过几天，栗子树就要发芽了，我们全班就要到栗子树的林荫道上去，那时如果阿廖沙还讲不出大家都懂的道理，那就无可救药了。”到了那一天，当全班都有来到栗子树林荫道时，发现所有的幼芽都被掐掉了。这个学生对不相信他的智力表示了抗议。
苏霍姆林斯基说，往往还有这样的情况，孩子一连得了几个2分之后，就似乎向自己的命运妥协了，觉得什么都无所谓，而且这种无所谓成了大家的笑柄。这是一个正在形成的人在精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最可怕的事。如果一个人从儿童时代起就缺乏自尊心，那对他还有什么指望呢？“某些儿童知道了自己在智力发展上能力有限，正是这一点成了他们不想学习的原因。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就感到自己似乎是一个不够格的人，这种状况不应当出现。”
实际上，不同人的智力才能表现在不同方面，有的擅长抽象思维，有的擅长动手试验……正好满足了社会需求的多样性。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远非每个人都能成为学者、作家、演员，远非每个人都能发明火药，但每个人应当成为自己行业上的能手——此乃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
苏霍姆林斯基不只是把那种智力要求不公平的后果局限于智育，他还认为这引起德育的问题。他认为，对于孩子来说，来自教师方面最大的不公平是，他确实认为教师给他评不及格的分数是不公平的，而且还企图让家长为此而处罚他。孩子看到教师一定要把2分的事通知家长时，他就会变得冷酷无情，脑力劳动就会成为他所仇恨的事。孩子一旦感受到了别人对他漠不关心的态度，就失去了对善与恶的敏感性，产生对人的怀疑和不信任，这就是怨恨的最主要来源。
观察群星与人文教育
苏霍姆林斯基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在听完一位苏联院士关于宇宙的一次讲演之后，有人问：“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实际运用诸如有关星星之类的知识呢？要知道，这类知识离我们的实际太遥远了……”院士在听众的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回答说：“人不同于猪，因为人能抬起头来观察群星。”苏霍姆林斯基说：“原来是‘观察群星！’深入钻研别国人民精神生活中的精华，撰写有关亚述人文字和古印度宗教的学术论文，全神贯注地阅读普希金和谢甫琴科、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歌德和莎士比亚、肖洛霍夫……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等，这些都是‘观察群星’。”孩子不是简单的知识储藏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