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苏霍姆林斯基不得不回答大量的问题：为什么清晨太阳是红色的，而中午像火焰一样？为什么蒲公英的花早上张开，中午闭上？为什么会有雷和闪电？……他力求把每个问题回答得不仅给孩子们揭示大自然的本质，而且还更一步燃起他们好奇心和求知欲的火焰。当他观察孩子们到大自然旅行归来后的情绪，他就更深一步相信这一谚语的正确性：思索始于惊异。
苏霍姆林斯基的学生，一位后来在部队服役的军官回忆说：“初秋晴朗而寂静的清晨，结满美丽浆果的野蔷薇，林边一株孤单单的遍身红叶的槭树……一只黄蜂在小小的树洞的上方焦急地嗡嗡地叫，一只蝴蝶停在覆满小小露珠的野菊花上……假如我有必要为祖国去作战的话，我最先回忆起的关于祖国大地的景象便是我遥远的童年时代的这幅图景……”
同情别人的痛苦和不幸
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孩子们还接触到了集体农庄的成员。养蜂员安德烈老爷爷孤身一人，孩子们感到，他们的每一次来访都使他很高兴。他们就经常给他采一些野花，带些葡萄、苹果，他们的心变得越来越能体察人的心境和感情。有一次孩子们在野炊，大家都很高兴，有一个孩子说：“可是安德烈爷爷这时候就一个人。”于是，孩子们决定去与老人共享欢乐……有一次，苏霍姆林斯基带着孩子们经过森林边一座孤零零的小屋，他告诉孩子们，这里住的是一位在卫国战争中致残的人，现在还生着病，于是，孩子们为他栽了两棵苹果树、两株葡萄。
苏霍姆林斯基在观察大量事实之后得出结论：“对悲欢的敏感和同情只能在童年时代培养。在这个年龄，心灵对人的苦难和不幸、烦恼和孤单特别敏感。”
这种同情心的培养，贯穿于孩子成长的整个过程。当孩子们正式进入学校之后，这种同情心的培养还随时都在进行。七年级学生保尔的母亲生病了，可是同学们正高高兴兴准备去旅游。教师召集同学们说：“同学们，难道我们能够把一个人丢在生病的母亲床边，自己想着去娱乐的事吗？”科利亚说：“保尔只是一个人，可我们是30个人，难道能够为了照顾一个人而让其余的人不舒服吗？”教师说：“这就等于把病人、软弱无力的人丢在路上，这就等于在荒漠中不把水分给即将渴死的人喝……”于是，教师带着孩子们来到保尔的母亲——一位历经许多不幸而又抑郁寡欢的人身边，孩子们对她的不幸寄予同情，帮助她做各种杂事。这时，最热心的是科利亚，“那种真诚、纯洁、高尚的人的品格成了战胜者”。
奥尔加奶奶的丈夫、兄弟、两个儿子都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了，女儿也死于法西斯德国煤矿的非人劳动。苏霍姆林斯基把她的遭遇讲给孩子们听，激起了孩子们要与她友好相处的愿望。他们在奶奶的院子里种了5棵苹果树、5棵梨树、5棵樱桃树和5株葡萄秧，以纪念她的亲人。夏天，他们经常去给果树浇水，在奶奶家一呆就是一天。教育是自然和谐的，因此孩子的心是真诚的，行动是自发的。
苏霍姆林斯基说，应该让孩子们感受、体验为祖国的自由而失去儿子的母亲的痛苦。如果一个孩子没有感受和体会到自己祖国失去2200万人生命的不幸，就不能说他的心是高尚的。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中，对人的同情心，与对祖国的热爱、对邪恶势力的仇恨，就是这样是自然融合在一起的。
没有一个孩子未被赋予天资
巴甫利克在学习上是一个被称作“思维迟钝的孩子”，同班同学已经能够把字母拼成音节并大声朗诵出来，他却连把一个字母与另一个字母区别开来还要费很大的力气。对他必须是教了一遍又一遍，比在别的孩子身上多两三倍。一道习题，甚至最简单的一个从属关系，他都要考虑半天。——按我们的叫法，巴甫利克是“后进生”。他升入五年级时，女教师甚至把这个孩子犯过的各种语法错误的一览表和一张需要经常复习的算术规则的清单，交给五年级的老师。但在五年级，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增加了一些要动手的课，给巴甫利克带来了乐趣，其中的植物课他最有兴趣。教师发现：“他的智慧就在手指尖上。”他不但能够巧妙地给果树嫁接，还提出不通过嫁接就直接培育树苗的想法，并自己建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