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二三十米了。 

    “打！”班长猛地站了起来，吼声象炸雷，把手榴弹狠狠地投向敌人。紧接着，我们四个人的手榴弹也一齐飞进鬼子群里。手榴弹带着我们的愤怒，猛烈地爆炸着。鬼子兵就象被戳乱了的蚂蚁窝，滚的滚、爬的爬、乱七八糟地退下去了。 

    日本兵被打下去以后，便用猛烈的炮火向我轰击。一刹那，“阎王鼻子”和“小鬼脸儿”上，浓烟滚滚，铁石横飞。整个棋盘陀都在抖动，象要塌陷下去。硝烟把我们包围得紧紧的，啥也看不见，耳朵也被震得嗡嗡响。我伸出手想摸摸谁在我的身边，结果一个人也没有摸到，心里一阵紧张，一个可怕的念头立刻出现了：“难道他们都牺牲了吗?” 

    炮火终于停下来。我睁大眼睛向四外搜寻。硝烟渐渐消散，仔细一看，五个人一个也不少，班长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班长的眼睛火红，满脸满身全是灰土。他爬到我的身边，关  切地问：“怎么样?没打着吧?”我说：“没有。我还以为你们都牺牲了呢！”副班长葛振林，一面摆弄着手榴弹，一面不紧不慢地说：“叫咱死，可没那么简单。我还要亲眼看看日本投降， 亲眼看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胡德林和胡福才两个小鬼，满脸都是黑灰，只有几颗牙齿还是白的。他们正非常认真地在争论山上落了多少炮弹。胡德林说有二百，胡福才说  三百也不止。班长调解似的说：“算啦，管它多少，反正没碰掉我们一根毫毛。”胡福才仍认真地反驳道：“这怎么能算了。将来要是团长和同志们问起来，咱说多少?说少了不符合实际情况，说多了，那不成了吹牛?”说完，两个人又争论起来，越争越有劲，最后还比画着鬼子倒下去的各种姿势。  

    敌人已经被我们吸住了，班长决定继续把敌人往山上引。 他命令我先走。我刚爬起来，成群的炮弹又呼啸着飞来。班长一把把我按倒，又紧紧地把我抱住。炮击过后，我们便利 

    用浓烟作掩护，一边向山上爬，一边用冷枪杀伤敌人、逗引敌人。爬到我们接受任务的那个山坡，班长停了下来。他看了看太阳，对我们说，“咱们必须在这儿坚守一会儿，不能把 

   主力转移的路暴露给敌人。必要的时候，咱们就往陀顶上爬，把敌人引到死路上去。”大家立刻分散荫蔽起来。 

    鬼子吃了一次亏，又不了解我们有多少兵力，也不敢横冲直撞。他们一会儿用机枪扫，一会儿用炮轰，一会儿又一小股一小股地试探着轮番冲击。他们这样做，还有一个企图。是想寻找一条攀上棋盘陀的捷径。我们心里非常清楚，通往顶峰的路，只有我们扼守的这一条。让他们寻找吧，我们非常欢迎，我们所需要的正是时间。 

    敌人的冲锋一次紧接着一次。太阳却好象老在东边斜挂着，一点也没动。昨天赶了一天路，今天又战斗到现在，滴水未沾牙。肚里饿，嘴里渴，烟呛火烤，连呼出的气都觉得烫人。我看看其他同志，班长和副班长的嘴唇干裂得淌血；胡德林和胡福才把裤带紧了又紧。可是，水和饭这两个字，大家都象忌讳一样，谁也没有提过。 

    日本兵摇晃着洋刀，挥舞着旗帜，嚎叫着、拥挤着，又向我们冲来。班长的枪打得真准，一枪一个，枪枪不落空。 

    可是鬼子兵还是一个劲地往上拥。副班长葛振林愤怒得发抖，每打一枪，都要大吼一声，好象那个细小的枪口泄不出他满腔的怒火。我高举起手榴弹，为了使出足够的力量，狠狠地甩了一下胳膊，才抛了出去。胡德林和胡福才，脸绷得紧紧的，不喊也不叫，只是一枪一枪地瞄着敌人射击。一直打到太阳挂到正空，敌人始终未能爬上棋盘陀。相反地，在那崎岖的山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鬼子兵的尸体。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走！”班长在打退了敌人的又一次冲击后，看了看太阳，下了命令。他刚迈出两步，忽然又停住了。他一会儿望着棋盘陀的顶峰，一会儿又望望主力转移的路。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主力转移的那条。走这条路，我们可以很快回到同志们的身边。可是日本兵就在身后，我们走到哪里，他们就会跟到哪里。另一条是通往棋盘陀顶峰的路。到了顶峰，三面都是悬崖。班长显然是在考虑应该走哪一条路。 

    山腰又传来了日本兵的嚎叫。班长望着棋盘陀的峰顶，提起枪，坚决地说：“走！”然后，抓住一棵小树，带头向峰顶攀去。用不着说服，也用不着解释，班长的行动正是我们每个人的意愿，大家紧跟在他的后面，用带着嘶哑但却是非常坚定的声音说：“走！” 

    我们抓着石缝里伸出来的小树，踏着凸出的岩石，向棋盘陀的顶峰攀登着。敌人发觉了，紧跟在我们后面。胡福才转身看了看跟上来的日本鬼子，对班长说；“班长，你看，这些傻瓜蛋全跟上来了！这会儿他可上了大当啦!”说着，端起枪，砰一声就把前面一个鬼子打翻到深谷里。我们一面攀登一面依托着岩石和树木向敌人射击。有的鬼子兵中弹滚下山  去，有的踏落了石头坠入深谷，有的拔掉了岩石中的小树，连喊一声都没来得及，就送了命。他们每前进一寸，都要留下尸体和血污。     

    “班长，你说团长他们能走出多远?”小鬼胡德林抓住一棵小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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