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俘第二天一清早，中共一位军级政委走入孔庙，指手划脚，喝令要我们将军帽上的党徽摘下来，偏偏宋氏就不肯如命照行，宋还对这位政委说：「你摘吧，我是宁死也不会自己摘下来的。」在争持之下，政委便以战胜者的姿态，打了宋氏一个清脆的耳光。当时我们看到这种情形，个个都怒发冲冠，但我们是俘虏了，愤怒只管愤怒，那里能有还手的余地！

被俘的将校尉各级军官，在键为喘息了三天，即被押解至泸州，随身行李铺盖，概由各人自己背负，每日规定步行八十华里，在泸州停留大约一个月，又复起解到重庆！

　　我与李文，同编一队

当我们一列被俘军官，浩浩荡荡向重庆进发时，共军委实也极尽其侮辱凌虐的能事，故意将我们的行程，经过每一个墟镇和城市，而在每一个市镇，都要我们停下来坐在街边休息，在休息中，押解的共军，一面趾高气扬的向我们大吹他们的战功；一面派出一部人马，挨家挨户去叫出老百姓出来看我们，并且，还要我们在街头向民众公开大声承认过去「祸国殃民」的罪恶，简直把我们当作动物园的猢狲看待！

我们终于到达了重庆，在干厮门集中，有一天，晚上两点钟，上校以上的俘虏，被驱上军车，疾驶李子坝半山的嘉陵宾馆附近停下来，押解的共军，个个枪尖装上雪亮的刺刀，并且虎狼般吆喝不准出声或者交谈，如违立即枪毙。那时夜已深沉，田野死寂，露冷风寒，砭人骨肌。山雾也颇浓重，路灯昏暗，我们瑟缩在车上，不知共军搞的什么鬼？暗忖：像这幕神秘紧张的情形看来，此次必遭集体屠杀！一直到天色将亮，军车又开行了，我们被送到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旧址。宋希濂则在化龙桥先被押下车，被解送到一座山头上的旧碉堡里去，在那座旧碉堡里，已先有彭水被俘的川湘鄂边区绥署副主任兼第十四兵团司令钟彬在，此外，还有些四川方面的高级将领。

我们却在歌乐山编队，开始学习、改造。笔者和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兵团司令李文系同一中队。在俘虏营过着度日如年的悲愤岁月，在愤懑恐怖中苟延残喘，每天大清早起床，听训话、担水、上大课、到磁器口去担菜背煤，更要坦白、斗争、直弄得你精疲力竭，头昏脑胀！

　　锺彬临死、犹在高呼

笔者最後一次见到宋希濂和锺彬，是在一个早晨，邢天共干率领我们去「瞻仰」杨虎城的遗体（杨在重庆撤退时，被军统局处决），路经宋、钟两氏拘留的地方，遥见宋氏蹲在田陌上就田中取水洗面，锺彬则戴着眼镜在碉堡门口阅报。我们骤然远远见到宋钟两人如此下场，大家似乎都有无限伤感！

民卅九年二月间，钟彬在拘押中患了恶性疟疾，连续一星期之久，就不幸死去了。据守卫的共军说（很多皆是国军士兵补充的）：「锺彬死时，还在高呼：国民党万岁！校长万岁！」

歌乐山位於重庆以西约六十里，对日抗战时期，是一个高尚住宅区；风景幽美，林木青葱，政府的高级主管人员，不少卜居山上，国府主席林森便是其中之一，想不到事隔几个寒暑，竟是江山依旧，人事全非，当年车如流水马如龙的所在，今天变作了人间地狱的伤心地了！我们整整在这里呆了八阅月，直到中共参加了韩战，才把我们大部份的俘虏充军到韩战场，一部份则分别解返原籍公审斗争。例如宋部第十五军副军长廖剑父、经理处长田植、政工处长蒋支本、高参李应南、杜之镜、陈六吉、陈绍恒等，皆属如此。

　　间关逃出，重获自由

笔者正在被迫要去东北一个共军炮兵部队，而这支炮兵部队，也正准备渡过鸭绿江到北韩去的，我当时绝对不作任何反对表示，到了启程的前一天，我悄悄地去见大队部政治委员（忘记姓名），佯言我正在患肺病，时时吐痰见血，如其要我投入韩战场，不如叫我返回原籍生产。但因笔者是炮兵出身的，共军要加以利用，故终未邀准。因此，乃决计作逃出「鬼门关」的打算，结果获得成功，千山万水，终抵海隅，再次呼吸到自由空气，同时逃出来的，还有上面说过的李文中将。

笔者抵港之後，惊悉台湾当局，以宋希濂向敌投降，已下令对宋氏及所有部属，永不录用，乍听之余，不胜惶讶！何以当局对宋氏在宜沙狙击共军以後，迄至被俘一段时间的作为，竟完全不了解，而遽下如此不合情理与事实的通令！回溯当宋氏向川南转进之日，尚不断作战，被俘之时，已是处於弹尽援绝，无可挽救的绝境，而右翼友军胡宗南部尚拥有几个完整兵团（如裴昌会李振等），集结於成都至嘉定之线，却未闻发一炮一弹，即告冰消瓦解，而其遭际，则相去云泥！这等是非功过，惟有等待历史去批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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