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学习的态度和行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被开除党籍之后一个月，宋时轮的考试成绩非常好，红大决定把他由上级参谋科提升到高级指挥科学习。不久，在高级指挥科的考试中又取得优异成绩，红大决定将他从高级指挥科调出来，担任上级指挥科的军事教员。 　　 　　长征路上保持红军本色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的错误指导，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在坚持一年之后，终归于失败，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长征）。1934年10月，长征出发前，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将红军大学、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红军大学编为干部团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担负培养营团级军政干部。干部团团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参谋长仲伟剑；上干队队长肖劲光，政治委员余鸿泽。长征出发前，参谋长钟伟剑找宋时轮谈话说：“由于你有一些军事技术，现在准备带你随学校出发，你应很好工作……”。这样，宋时轮以红军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军事教员的身份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途中，宋时轮并没有因为不在党而无所事事，他按照自我反思、学习提高的方法，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认真、深刻的探讨。他认为：严格说来，红军的历次反“围剿”作战都是在敌人进攻红军防御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是客观存在。前几次的胜利，根源在于作战指挥的正确上，而第五次反“围剿”在作战指导上确反其道而行之，强调红一方面军要不停顿的进攻，完全脱离了中央苏区的客观实际。防御作战要积极采取“攻势防御”的行动，这是对的，而“攻势防御”的立足点仍然是防御，不是进攻，战争指导者的错误战略，断送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谁人都回避不了“继承”，“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前四次反“围剿”是古，第五次反“围剿”是今，为什么战争的指导者就是不去学习、继承前人和古人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呢？ 　　 　　宋时轮的一生，是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也是坎坎坷坷的一生。当年，他在长征前受到开除党籍处分、长征中革命信念更加坚定、长征后又重新入党的经历，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对党和人民事业忠心耿耿的品格，以及自身老成持重的修养。 　　 　　出席江西省委扩大会议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由陈毅推荐，调宋时轮到江西军区司令部任作战科科长的命令到达红二十一军，由林发接任该军参谋长职务。寻淮洲、李井泉觉得，宋时轮暂时还无法离开，立即向周恩来、朱德报告：林发在登仙桥战斗中负伤，现正随队养伤，身体情况尚难尽快投入工作，宋时轮暂时还走不了。 　　到1933年春夏之交，江西军区参谋长郭天民因到红军学校学习，军区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李富春敦请红一方面军朱德、周恩来要宋时轮尽快到职。5月6日，宋时轮告别红二十一军寻淮洲军长、李井泉政委，匆匆赶往江西军区。几天后，由于方面军部队整编，红三军团第七军与红二十一军合编组成红三军团第十五师，红二十一军完成了它自组建以来的历史使命。 　　宋时轮到职后听说的第一件大事是“江西罗明路线”，让他很不理解。毛泽东在长汀福音医院养病的时候，碰到也在治伤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二人长谈过一次。罗明出院之后，按照毛泽东同他谈话的意见，亲自前往上杭、永定、龙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博古在二三月间进入苏区途经上杭的时候，罗明去迎接。见面时博古很不高兴的责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直言回答：“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为此， 　　博古到苏区后很快就做出决定，在党内开展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并且撤销了罗明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使宋时轮不可理解的问题是：罗明只是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怎么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 　　江西军区所在地宁都，中共中央局于6月上旬召开第二次宁都会议。第一次宁都会议是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前线作战方针的问题。毛泽东坚决反对红军无条件的去攻击强敌。会上，中央局的一些成员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消极怠工”，“诱敌深入”是“守株待兔”，是“右倾主要危险”等等。宁都会议之前，1931年11月初的赣南会议也发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坚持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军事问题方面符合实际的一套正确的方针和路线，几个中心县委书记列举大量事实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中央代表团却认为中央苏区的严重错误在于“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否定中央苏区的工作，实质是不点名地批判毛泽东，所谓反对“江西罗明路线”，其实质是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的继续，目的在于全面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第二次宁都会议，毛泽东对前次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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