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为人类谋幸福，核能促世界和平是钱三强、彭桓武，也是他们那一代纯洁正直的科学家所信奉的准则。正因为如此，不需要人动员，也不需要高薪聘请，（其时内战尚未结束，还谈不到什么高薪），他们仍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也正因为如此，当有记者问彭先生为什么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回到祖国时，他才会坦然地回答：“你这个问题问得不对，你应该问那些不愿回国的人：你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的确，对于他们来说，回国是当时必然的选择。

　　“你不要以为蒋介石就不想搞原子弹，”彭老话锋一转。他告诉我们，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派了数理化三方面人才，分别由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人领队，每人各带两名助手到美国，学习人家怎样搞原子弹。他想依赖别国，但原子弹是国家机密，别人也不会告诉他，结果失败了，派出去的人也大多没有如期回来。

　　“只有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有这个魄力，依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能事业，使核科学技术在中国扎下了根。”彭老娓娓而谈。

　　他指出：“对付核威慑，毛主席的策略是要搞一点，不必对等。我们可以做到将全国的科技力量集中起来，依靠自力更生，所以成功了。”可以说，彭老回国后的亲身实践就是我国核能事业取得成功的最好见证。

　　彭桓武先生1947年底由英伦归国后，1948年1月至1949年4月任云南大学物理系教授，在授课的同时即开始了对核力的研究。1949年5月又从云南经香港北上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物理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在调整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物理机构时，由钱三强建议，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的近代物理所和应用物理所。同时，从清华、浙大等单位吸收有关人才，集中到近代物理所为发展原子能事业做准备，形成了原子核方面全国一盘棋的局面。从近代物理所成立起，彭桓武就受聘为研究员。先是兼职（本职为清华大学教授），后来兼职与本职交换，院系调整后兼职改为北京大学。彭先生本来是研究理论物理的，但为着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他自觉地调整自己的研究课题和授课内容并向工程方面发展。他曾于1955年去前苏联学习反应堆理论，回国后任教过“核反应堆工程原理”。

　　1955年中央下决心搞原子能，各方面形势发展加快。随着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中国科学院的近代物理所也于1958年改名为原子能所，彭先生担任副所长。根据工作需要，协助所长具体指导各研究室明确研究方向、制定计划和从事学术组织工作达一年之久。我国核工业的建设，最初希望取得前苏联的帮助，依靠前苏联专家加中国青年，像彭老这些中国专家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大量中国青年。但是，1958年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后，前苏联撤走全部专家，扔下了一个乱摊子。我国决定自力更生，我们自己的专家顶替了前苏联专家的作用，变成依靠自己的专家加自己的青年。就在这个关键时刻，1961年4月彭桓武先生奉调到我国核武器设计单位，当时的二机部北京九所顶替已撤走的前苏联专家，负责核武器物理研究，直至1967年胜利完成任务：原子弹、氢弹试爆成功。对于我国核科学和核武器创业时期科学家们艰苦卓绝的工作和奉献精神，现在的年轻人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参加攻关的科学家和彭先生自己都有过生动的回忆和介绍。

　　周光召院士回忆：中科院近代物理所成立伊始，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因经费短缺和外国的封锁，缺少试验用的仪器设备，以致钱三强院长发动大家到旧货市场找零件自己制作设备。已经是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的彭先生也和大家一样，到天桥的垃圾箱里去翻找零件，竟被警察误以为是小偷！

　　彭先生在文章中有这样的回忆：“在杨承宗先生的指导下，由朱培基和朱润生等在极其简陋的防护条件下，把协和医院一套治疗肿瘤用的、抗战前就因损坏而长期关闭的500毫克镭氡装置整理修复，提取了氡气，然后由戴传曾等研制成氡铍中子源和中子计数管，为开展中子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初步条件。为建造原子反应堆开发原子能做准备，杨承宗和更多青年还开展了天然放射性元素如铀的提取纯化、分析测定等工作。郭挺章主动承担指导几位青年开展了重水和高纯石墨的预先研制工作。实验物理方面分头在研制静电加速器、核乳胶、计数 管、核电子学，并在高山上用磁云雾室做宇宙线试验。理论物理方面则从原较熟悉领域扩充出来，先集体调研原子核理论，后分人深入原子核结构理论和中子输运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