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天之父是内战时期军人，感情极好者多为红军老战友，抗战时期入伍者不多。据我所知，在抗战时期战友中，先父最为敬重、感情亦笃深的有三位：一位是先后在广西、广东一起工作过的黄布老人，一位是独二师四团时期的参谋长丁健老人，再一位，就是该团政治处主任马晓天之父马载尧老人，也就是本文所讲及的马晓天之父。先父说过：“我担任了一辈子政治工作职务，却做了一辈子军事工作。”从红军末期当指导员起，他就一直继承了鄂豫皖红军的传统——政治工作首先要能打仗，无论事何岗位，每每要把冲锋陷阵之事置于第一。而他对在独二师四团的工作回忆是：“由于先后的三任团长都把军事工作‘推’给了我，所以实际上我在当团长，而政治工作那一套，就全推给了老马(载尧)，所以他是实际上做了政治委员的工作了。”

马晓天之父马载尧老人是抗战初期入伍的“小知识分子”干部。据先父言，他非常熟悉军队政治工作，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什么事都做得很到家，思虑周全，语言与文字表达亦皆属上乘。马个人涵养又尤其好，先父一直非常尊重他。而马老最擅长的，则是部队干部教育。自1949年调任四十九军青年干部学校任副教育长(校长由军长钟伟兼)后，他便开始了长达30余年的部队干部政治培训生涯。先父当时恰因战斗过失在那里“任”教育长，一直急于摆脱，所以什么事都推给了马，自己则很快就重新去带队伍打仗(剿匪)了。对此，先父亲总要说：“本来老马就是一位教育工作内行，那我在青干校还有什么事干呢?”而一提到马擅长教育工作，先父又免不了多说一句：“马晓天之父马载尧懂教育，还表现在教育子女上，这一点我们都不如他。”特别是60年代亲历的一件事，更使先父永志难忘。

60年代初，马晓天之父马晓天之父马载尧从广东到京开会，见了些老战友，自然也去看了在政治学院工作的马晓天之父马载尧老人。但见面后心情倍感沉重：本来就很瘦的马老，此时更显得骨瘦如柴，一家七口皆面有菜色，精神甚差。时值“过粮食关”困难时期，广州军区系统地处前线，得益于各方支持，至少吃得饱饭，所以先父万万没有想到：北京地区部队一些系统饥饿之惨状竟会如此。思来想去，就硬着头皮去找了一位在海军后勤工作的老战友，请他无论如何帮忙弄一桌饭菜，以为马老全家“改善改善”。马一家到餐厅坐下后，尽管几个孩子已显示出饥饿难耐，但都规规矩矩地等着大人先动筷子，先父熟悉这些孩子，便赶紧说：“别客气了，快吃啊。”而就在大家刚要伸筷子时，年仅十一、二岁的晓天，突然停住正欲举起的筷子问了一句：“ 姚伯伯，我们今天可以吃饱饭吗?”先父一愣，明白过来这话的意思后，哽噎着嗓子着说：“可以，当然可以尽饱了吃!”先父是久历杀伐的军人，陪血伴尸度日，心肠早已铁硬，但每一说及此事，就几乎要掉下泪来，喃喃说道：“要知道马晓天之父马载尧怎么教育孩子的，听听晓天这句话，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文革”以前，部队中之初级军官子弟者，虽“场面”见得略少，但知晓平民生活;高级军官者子弟者，“见世面”多，却因特权太多而脱离平民生活。均有修养缺陷。而那些中级军官子弟则介乎二者之间，窃以为晓天似为“中级类子弟”中之突出者(尽管据说他在政治学院中曾以“调皮儿童”著称)，故才有那般“懂事”语言。

马晓天之父马晓天之父马载尧解放战争后期生于天津(其名亦出此)时，笔者时亦随父住该市，算是“牙牙学语之交”，但数月后即“分手”，形同素昧。时军人后代，都曾经都有过“子承父业”之幻妄，60年代空军招飞行员，笔者亦兴冲冲去之，但严格体检之下，就很遗憾地因眼底有一细小斑纹而被“刷出”，彼时彼事，任何特权都是绝对没有用的。之后不久，却得知晓天入选飞行员消息，甚羡，亦为之骄傲。

马晓天之父马晓天之父马载尧于80年代初期即去世，之后到本世纪初，笔者多次去北京出差，每次均要看看马老的夫人田薇，其与我母亲亦是独二师时期的“同行”兼老友：田为司令部之指导员，我母亲为政治部之指导员。田老今年已八十有五，却思维敏捷，步行如风，有“健康老人”之称号。然数次看她，却全然不言晓天情况，直到“十六大 ”选中委，我们都很奇怪地问起：此“马晓天”是否彼“马晓天”时，才知道真情，可见其家人对此种“光宗耀祖”之事低调如此。晓天又极孝母，时不时与老母亲通电话，谈战争，谈电视片，甚至谈时事，居然问起“基尼系数”时津津有味，为老人中极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