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点，斯大林模式的弊病没有完全暴露。尽管政治上斯大林体制的运转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故障，但是，它依然在运转，没有面临崩溃，而且经受住了二战的检验。经济上呢，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完全防御了世界经济危机，在卫国战争中生产出了足以确保战争胜利的各种物资，确实实现了工业化、电气化，人民生活纵向相比有了极大改善，住房、医疗、教育、供暖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一切使得马林科夫的纠正面临着强大的“反纠正”势力（主张继续僵化地遵守斯大林模式的势力）。

第四点，马林科夫本身的缺点与错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走得很近，有的冤假错案就是他造成的，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在附和贝利亚。尽管冤假错案的源头及主要责任者是叶若夫、贝利亚等人，但是马林科夫有染这些事情使得他在政治改革中面临不利。此外，从他和赫鲁晓夫的交锋上来看，马林科夫理论准备不足，而现实表现又是，马林科夫的主张就像是一下冒出来似的，没有人更多地了解他关于新方针的理论。而且，马林科夫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缺乏足够的政治勇气，因此，不免让人怀疑其行为是否是迫于无奈，他会不会变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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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根本原因应该是第三点。这个结论，对比邓小平的改革就可以得出。

实际上，文革末期，中国的情况和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都很像。政治上迷信盛行、教条主义严重，民主破坏殆尽，包括法制在内的制度基本上陷于乌有、冤假错案累牍。经济上计划经济体制僵化且处于崩溃的边缘。外交与军事上依然在准备应对第三次世界大战、核大战。文革之前，邓小平也犯过错误，也有缺点。但是，为什么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就成功了呢？

首先，56年以来经济政治两方面的持续性的“左”的错误与中国极低的建设起点和紧张的资源相结合的恶果带给了人们很深的教训。苏联可以快速工业化，因为它的起点好歹是有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底子，而且资源丰富，由此，很多斯大林模式在经济上的弊病可以被这两个因素所消化，中国则不能。因此，中国一次又一次“左”的经济上的失误慢慢积攒着纠正的力量。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经济的混乱更加深了人们的怀疑，但是苏联的经济没有出现混乱，在斯大林时期，成就依然是主要的

政治上，比较苏联的话，中国压制与迫害较多，肉体消灭则少。苏联呢，肉体消灭不少，压制迫害呢——实际上，流放西伯利亚等地区的迫害和死亡相比又有什么区别呢？因此，纠正的力量就很弱小。文革中“要文斗不要武斗”、“文攻武卫”、“留着反面典型供批判使用”等思想客观上保护了后来成为拨乱反正的力量的人，此外，林彪阴谋的败露又加深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台柱子的怀疑——这些人会不会是又一个林彪呢？可斯大林身边的这种人倒没暴露，因此，尽管那时的苏联充斥着阴云，但是却没有多少批判性的怀疑。

还有，促使人们产生判断的最直接的因素是，文革后期，周恩来批极“左”及邓小平二次复出时的全面纠正使得人们感受到了打破混乱、实事求是的甜味道。由此，当邓小平第三次出来主持工作的时候，支持的人就多了。而在苏联呢，斯大林逝世于二战后不久。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掩盖了斯大林体制的弊病——弊端暴露不完全，甚至还有很多运转正常的因素，从而使得很多人的判断出了问题。

最后，则是邓小平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中扮演的是执行者的角色，但马林科夫在那些错误中不但是执行者，还多少带了些策划者的味道。另外，邓小平有成熟的思考，在整顿中已经展示了他的思路和方针，人们对他的想法有了更多的了解。还有，则是邓小平有足够的政治勇气和坚定的品质，既能够改革创新，又有始终如一的理论作风。

因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及其极“左”的意识形态的弊端的成熟及全面暴露导致了中国的改革一定会发生，且不会退回原样。而在苏联，上述两方面的不完全成熟和不完全暴露导致了马林科夫的“新方针”的软弱性。此外，邓小平和马林科夫的个人差别又决定了改革以怎样的节奏怎样的方式进行，是否会出现波折，是否能在那一届领导集体领导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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