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没有吕雉，韩信会死吗？从刘邦于汉五年改封韩信为楚王，六年因诬告谋反，于云梦擒之，降为淮阴侯等一系列举措来看，刘邦的计划是：压制韩信气焰，削弱其兵力，抑制其势力，使其在自己的控制之中，不至构成威胁即可。应该说，刘邦对韩信是心怀旧情的，并没有赶尽杀绝。但吕雉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感到，现在的偃旗息鼓，并非销声匿迹。由于此时的英布、彭越等大将还未除，一呼便可百应。他们随时都可以联合起来组成更大的势力，重新割据刚刚实现的统一。

　　巩固中央集权，削除地方诸侯势力是西汉建国之初的主要政治内容。吕雉更清楚，要想在秦末天下大乱之后迅速恢复国力，稳定天下大局，必需一个良好、稳定的政治环境。任何可与中央抗衡的分裂力量，任何一个可以动摇自家皇权的隐患都必须及时遏止，甚至要不惜一切代价使其胎死腹中。韩信不过是俎上最大的一块肉，或者说是待斩刑徒中刑罚最重的一个，所以他的死只是个时间问题，并不在于由谁来充当操刀者。处死韩信不过是吕雉代帝行事，做了刘邦想做而没做的事罢了。而帝之“且喜”，则是刘邦对吕雉正确领会自己政治意图的全面肯定，也是对吕雉这位患难之妻，为自己承担诛杀开国功臣骂名的发自内心的感激。

　　客观地讲，韩信对自己的死应该负一定责任。他居功自傲，矜才自负；“斩昧谒上”[9]，唆使陈豨谋反（至于韩信是否真的在内响应，与之配合，本人持怀疑态度。此时的韩信在中央政府的监视之下，几乎被刘邦剥夺了一切权力，毫无军事力量，惟有的恐怕就是所谓自由的言论权了，以此来发泄愤懑不满之情。想来对陈豨的煽动也是一时之冲动，当年破赵降燕，势如破竹的大将军难道会忘了分析敌我力量吗？）企图颠覆西汉来之不易的大一统，就这一点来说，韩信的行为是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他先是不请擅自称齐王，后是为裂土分王，公然坐视刘邦又一次惨败于项羽。此种种行为是任何一个帝王都无法容忍的，也是做为糟糠之妻的吕雉绝难忘记的，她看到了韩信与时代发展的冲突，所以即使没有陈豨之叛，也会有其它任何机会和合理的借口可以利用，借以除死韩信。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当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集权发生冲突时，这种严重威胁着中央大一统政权的分裂势力必然会被铲除，而且是越彻底越好，决不留后患。尽管吕雉手段之残忍确应为后人所斥责，但这在客观上巩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全国的统一，于历史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对此她确实起了积极的作用。

　　可以肯定，吕雉的一切政策基本是以维持大汉稳定发展为前提的。西汉初年，吕雉便冷静处理了与匈奴关系一事。公元前192年，冒顿单于在给吕雉的一封信中极尽轻薄、下流之词，汉室无不以为奇耻大辱。考虑到大汉初定天下，面对强大匈奴铁骑，难免显得孱弱无力，吕雉理智的采取和亲政策。这是成功的退让，为维持汉匈关系与边疆和平，使休养生息政策得以推行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吕雉就是这样一个，在关乎国之命运的大局面前，肯于舍弃个人利益忍辱负重的人。在维护大汉统一方面，她所表现的超凡的政治眼光与宽宏的气度非一般政治家和统治者可以企及。

　　对于吕雉，我们必须将她放到历史的大环境中立体的，全面的去看。她在消灭异己，排除政治障碍的宫廷斗争中表现出的专横残酷和不择手段，是后世指责和鞭挞她的有力证据。但其目的却是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他的策略是极其庸俗卑劣的，但在哲学方面他捍卫的是正确的东西。”[10]而且她政绩颇丰。司马迁将她列入了本纪中，就是对她政绩的肯定：“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1]

　　吕雉称制的16年是西汉历史上承前启后的16年，“文景之治”得益于此。我们必须正视这一时期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以及吕雉本人的功绩。她为恢复汉初经济发展所营造的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宽松的政治气氛，铺垫了西汉两百多年的历史。我们肯定和称颂的也只是她对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绝非对其人格和品质的评价。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中华书局，2007，84～84

[2]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华书局，2007，554～554

[3]同[1]

[4]司马迁：《史记·萧相国世家》，中华书局，2007，353～353

[5]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华书局，2007，553～553

[6]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中华书局，2007，85～85

[7]同[1]

[8]同[1]

[9]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华书局，2007，553～553

[10]《列宁全集》：《给阿·马·高尔基》，第34卷，387

[11]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中华书局，2007，8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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