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先生多次对刊物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对办刊方向给予亲切指导。这对办刊人员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1994年11月10日，“《化学通报》创刊六 十周年纪念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会长的卢先生在国事繁忙中仍出席纪念会,并语重心长地讲话,肯定了《通报》的成绩，鼓励工作人员和化学界一定把《化学通报》好，要在国际化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多年来，卢老在百忙中热心为《化学通报》撰稿、审稿，认真回答青年化学工作者提出的问题，是他爱惜人才、支持青年的又一表现。 1974年3月,杨频曾就一篇文章中涉及工业合成苯的问题冒味地致函卢先生求教，恰巧《化学通报》也将这篇稿件送卢先生审阅。卢先生一方面将详细的审查意见寄给《化学通报》编辑部；一方面又亲自给杨频写了认真负责、热情鼓励的信，提出了翔实、具体、中肯的修改意见，并提供可贵资料，关怀之情溢于言表，而当时他并不认识这位青年。
卢嘉锡先生于1945年满怀“科学救国”的热忱回到祖国后，就为发展我国的化学事业、培养化学人才不停地奋斗，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刚刚恢复工作就为振兴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推动我国结构化学的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974年12月在全国仍然笼罩着“四人帮”摧残基础科学的气氛中，卢老在福州主持召开了全国晶体生长会议。值得提及的是当时理论研究是犯禁的；而这次会上在卢先生主持下特别选出了陈创天、施仲坚和杨频的三篇理论文章，并在大会纪要中指出：“这三篇报告是标志着我国在探索新晶体材料工作上，理论方面突破外国框框、走自己道路的良好开端”，充分体现卢老的胆略和对年轻科技工作者的奖掖和支持。
1978年6、7月和1979年5、6月间，卢先生在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主持举办了两期配位场理论讲习班，邀请加籍华人林慰桢教授来华讲学，第一期约有50余名学员，第二期约有30余名学员。他们来自全国各省市的20余所大学和研究所，都是各单位的业务骨干。第一期主要讲授配位场理论；第二期主要讲授不可约张量法。通过这两期培训,使配位场理论和不可约张量法更广泛地在我国的大学和研究所传播开来，有不少学校增开或充实了这两门课程。不少人开始进入这个方向，开展研究工 作。十年之后，在山西太原召开“全国配位场理论学术讨论会”，不少当年在福州的学员参 加了这个会议的报告和讨论，这是卢先生辛勤培育出的花朵。
“滋蓝九畹 树蕙百亩”。卢先生数十年来辛勤培育的万千化学人才，已在各自岗位上，为发展我国的化学事业，振兴我国的教育科技和经济，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他们取得的成果和业绩中，都渗透着先生的心血和汗水。卢先生匆匆地走了，他的高尚情操和育人方法给我们留下了光辉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