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扬弃

　　以梁启超为楷模的毛泽东，经过学习思考、比较分析，最终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上，毛泽东直陈己见：“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选择，是经过研究鉴别和深思熟虑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深刻理解，也使他能够重新审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诸家思想，并进行批判和扬弃。1939年2月22日，毛泽东就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致信张闻天：“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冯（友兰）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

　　这封信，体现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地继承古今思想文化的辩证态度。对待他曾经尊崇的梁启超，也不例外。

　　在革命胜利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充满自信地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不难理解，在破坏旧世界的过程中，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需要侧重于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取得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开始建设新世界的时候，则需要侧重于保护各种有益的思想文化，以求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思想文化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因此，在1956年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

　　“双百”方针提出后，党内曾产生不理解甚至是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顾虑。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负责人开会，强调“双百”方针的重要性。他说，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要求全面评价胡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再次体现了毛泽东在执政条件下对待前人的胸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青年时代尊崇的梁氏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强调要敢想敢说敢做。他说，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并举出古今中外的许多事例，包括孔子、耶稣、释迦牟尼、孙中山、马克思、章太炎、康有为等等。由此，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还说：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对于年轻有为、富有活力的人物，毛泽东总是十分欣赏，但将孔、耶、释、孙、马、章、康、梁相提并论，且单讲梁启超年轻时“所向披靡”，着实有些不寻常，充满了对青年时代的怀念之情。不足一月后，1958年4月8日，毛泽东在武昌同吴冷西、田家英谈话，再次详述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办报艰辛与文章风格，盛赞梁氏“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其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

　　毛泽东读谈梁启超，从学习、模仿，到质疑、反思，再到批判、扬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历程，也体现出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一切思想文化方面所秉持的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精神。

　　〔作者毛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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