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念慈是如此喜欢她的舅舅和舅妈，以至于要夜不归宿，结果被梁思顺半夜接走，这位梁家的大姐临走时“还扔出最后的炸弹”：女儿在这里会染上激进的婚恋观念，有人激进到连婚姻都不相信！这是影射比邻而居的金岳霖。

　　梁思懿在燕大思想进步，从1935年下半年就开始投身学生运动，还当过燕大“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是“一二·九运动”中的游行领袖，在得知自己上了当局的“黑名单”后，她跑到北总布胡同3号，林徽因连夜为她烫发，给她戴上耳环，涂脂抹粉，又为她换上旗袍，“进步学生”一夜间变成了“少奶奶”，才得以在掩护下逃亡南方。

　　1936年，梁思永正主持第14次殷墟发掘；梁思庄被伤寒夺去了丈夫，带着年幼的吴荔明回到北平，仍在燕大图书馆任职；梁思达研究生临近毕业，与同学赴各地考察当时正兴起的农村“合作运动”，在“新生活运动”的发源地、也是“合作运动”最具特色的江西南昌县，梁思达等考察后发表报告认为，此“合作化”名为“自愿”，实为“统制”，这无疑是对当局所树“典型”的一声棒喝。

　　抗战爆发

　　卢沟桥事变前，梁再冰和三姑梁思庄、八叔梁思礼及小表妹吴荔明在北戴河避暑，梁思成、林徽因则在五台山寻找曾在敦煌壁画上见过的“佛光寺”，得知抗战爆发，梁林匆匆赶回北平，林徽因还给女儿写信道：“你做一个小孩，现在顶要紧的就是身体要好，读书要好，别的不用管。现在既然在海边，就痛痛快快地玩。你知道妈妈同爹爹都顶平安地在北平，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

　　梁思庄一行坐火车回到天津。“那次坐火车我们都是终生难忘，平常北戴河到天津的车，也就是走一个晚上，那次走了一天一夜，”梁再冰回忆，“大概是换防，每一站都有好多日本兵上下车，我记得三姑当时铁青着脸坐在那儿，一直不说话，我们小孩子也都感到非常愤怒和屈辱。”

　　天津的家里只剩下了祖母王桂荃和六姑梁思宁——五姑梁思懿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去南京进行抗日请愿，南京陷落前又一路往南到了江西吉安，从事农村妇女教育工作；五叔梁思达考察完“合作化”运动后，又参加了由南开、燕京、清华、协和、金陵五大学联办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到济宁试验区实习，“七七事变”后没回天津，直接到了南京农本局工作。

　　梁思庄随后返回北平，与大姐梁思顺住在孤岛燕京大学中，而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举家南下，其中就包括梁思成和梁思永。梁家由此开始了8年的各自漂泊。

　　“炸弹是飘下来的，好像闪闪发光的银片”

　　1937年8月底，梁思永一家到达长沙，和史语所其他人员一起借住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一个多月后，梁思成一家经过“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也抵达这暂时的后方。

　　抗战初期大家斗志昂扬，甚至带着点兴奋，林徽因、梁思成晚上常去找那些旧日的“星期六朋友”聚餐，聊天，大家就坐在床上聊国家大事，分析到底怎么打，能不能打赢，聊完就唱歌，唱得最多的是《大刀进行曲》。

　　在长沙，梁林第一次学着自己动手做饭。梁再冰记得，有一次母亲烧了一壶水，等了半天不知道开没开，就去问梁思成，“我父亲过来就哈哈大笑，说你连水开了没都不知道。我母亲问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当过童子军，野营时烧过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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