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了“革命”,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中,梁氏说:“凡谋变更国体则谓之革命,此政治学之通义也”——这是不是“政治学之通义”,姑且不论,但至少,梁启超没有资格来讲这个话,短短三四年间,他对“革命”的定义已经变更了若干次,每次更改,都是出于功利主义,此时又谈什么“政治学之通义”,恐怕梁氏自己内心也是无法信服自己的。
三、完成了这样一种概念偷换之后,主导暴力战争推翻现政权的梁启超再度将自己粉刷成了一个坚定的“革命”的反对者,他对英国记者如此说道:
“盖以政体之变迁,其现象常为进化的,而国体之变更,其现象常为革命的,谓革命可以求国利民福,吾未之前闻。是故吾自始未尝反对共和,吾自始未尝反对君主,虽然吾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谓国家之大不幸莫过于革命也。”于是乎,袁世凯集团成了1915年中国最大的革命党。
革命家总是错的,革命理论家总是对的——革命家只搞革命;革命理论家想让什么是革命,什么就是革命;想让什么不是革命,什么就不是革命。 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