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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与三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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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且无经验的工程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是不行的。”而后，国务院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当前葛洲坝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采取措施的报告》。《报告》中说：“十一月初，我们请张体学、林一山和工地的部分同志再次来京，在总理主持下，听了汇报，进行了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葛洲坝工程的最大错误，是性子急了，没有搞好科研、设计，就仓促上马，盲目施工。同时工程质量粗糙，有的必须炸掉重建，造成了很大浪费。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应当把工程暂停下来，集中力量，抓紧进行科研和设计工作，认真总结经验，整顿施工队伍，做好下一步施工准备。”
为了加强对技术工作的领导，国务院决定由林一山、马耀骥、王英先、沈鸿、张体学、袁宝华、钱正英、谢北一、廉荣禄等9人，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林一山任主任，负责工程的科研、设计工作。
同时，将上述9人《关于修改葛洲坝工程设计问题的报告》也一并送毛泽东、中共中央。经毛泽东、中共中央同意，葛洲坝工程暂时停工。这一重要决定，对以后葛洲坝工程建设起了关键性作用。直到1974年10月，修改设计方案审定后，经周恩来批准，才开始复工。
葛洲坝上马，我受的委屈也很多啊
粉碎“四人帮”后编制1977年计划时，又因财政困难，无法满足葛洲坝工程的资金和钢材需要。李先念得知这一情况后，提出葛洲坝应列为全国重点工程，要保证工程所需的“三材（钢材、木材、水泥）”，“要让葛洲坝工程‘吃饱喝足’！”水电部经同国家计委、建委召开19个部委领导同志专题研究后，报请国务院批准，落实了葛洲坝所需用的建设资金及钢材、木材、水泥等。1978年1月，李先念在副总理谷牧、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等人的陪同下，冒着寒风视察葛洲坝工地，强调要防止追求进度而忽视质量，他说：“每走一步都要兢兢业业，科学是不能开玩笑的。”但是，受“文化大革命”余毒的影响，落实李先念的批示并不容易。对此，钱正英回忆道：
李先念同志考察后，我再度赶赴工地，检查贯彻落实李副主席批示是时好时坏，热一阵冷一阵，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了，那方面问题又冒出来了。总之，质量工作改进不大。这些情况，引起了先念同志的高度重视，认为不下猛药，不能治顽症，不出猛掌，头脑不会清醒。于是，他在当年七月八日至二十九日的三十多天中，连续给我作了三次重要批示，等于下了三道黄牌警告，都是围绕着葛洲坝工程的质量问题，严厉认真，紧追不舍。他对一位化名为曾光同志的来信批示说：“一定要强调质量第一，因为这是关系到千万代的事，千万不能马虎。如果质量发生问题就是犯罪。”紧接不久又在一份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作了长篇批示，尤其是针对工地领导同志因为工程快而骄傲自满，听不得设计人员和施工技术人员批评工程质量的问题写道：“事情往往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总有一天人家要讲话就是了，不讲则已，一讲可能有的人就下不了台，可能要受到严厉的批评甚至可能有发展到绳之以党纪国法，话可能说重了，到时勿谓言之不预也。”同日，陈云副委员长也对这份动态清样作了重要批示，并致信李先念同志：“关于葛洲坝工程质量问题需要注意啊！这样事不能有一点含糊才行。怕你忙而漏阅，特专转上”。先念同志随即批转于我，要我们“立即检查，并写出报告”。根据陈云和先念的批示，水电部即派出以副部长陈义庚为首的检查组，去葛洲坝工地进行检查整顿，发动群众开展质量月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
李先念得知后十分高兴，于10月20日致信中共葛洲坝工程党委并全体职工：“葛洲坝这样大的工程，在我国水电建设史上还是第一个，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质量第一。这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实在令人高兴。工程质量，务必做到一丝不苟，持之以恒，千万不能反反复复，好一阵坏一阵。因为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马虎不得，如稍有疏忽，后患无穷。”他要求一定要像大庆那样，做到“三老四严”，使工程质量精益求精，使建设队伍更加硬。建设这样一支队伍，必须要求政治思想工作强，科学技术高，管理工作严。水电工程部门一定要为建设这样一支队伍而努力奋斗。葛洲坝工程局党委和全体员工认真贯彻李先念的批示，狠抓质量，持之以恒，为日后大江工程获国家优质奖奠定了基础。
葛洲坝工程建设一直受到李先念的积极支持和关注。他不仅多次指示、批示，要求确保工程建设质量，而在1978年初又亲自去现地视察，听取汇报，具体指导，对工程的调整、优质建成寄予厚望。后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得知葛洲坝一号机组和船闸试验运行中出现某些问题，便在一次会议上横加批评和指责。这股风吹下去，“一号机要被‘枪毙’，船闸已淤死”的传言满天飞，葛洲坝工程建设能否继续下去都成了问题。国务院派人下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才发现问题不大，不难解决。1981年10月，李先念再次去葛洲坝工地，认真考察了关键部位工程运行情况，特别是一号机组和泄洪闸的情况。“那天上午八时四十分，李先念同志登上交通一号轮进入三江二号船闸水域。当展现在眼前的宏伟的二、三江建筑群体耸立在碧波荡漾的江面时，李先念同志感慨万千。当他得知十七万千瓦和十二万五千千瓦机组没有出多大毛病时，幽默地笑了笑：‘没有犯罪（指机组），只是害了点病。’当他得知二十七孔泄洪水闸经受住七万二千立方米洪峰流量考验时，他对工程局领导说：‘那时我也是骂你们骂得很厉害啊！’”面对滔滔江水和宏伟工程，李先念满怀深情地说，“看了舍不得走啊！”“这个工程算是社会主义工程吧！”
尽管葛洲坝的建设成绩显著，但“冷风”还是不断地吹。李先念说：“我受的委屈也很多啊！还不好讲。前些时候有人说我总不倒，又说葛洲坝不该修。这也是问题，那也是问题，要算账，要追究责任。在会上有几个人叫得凶得很呢！那么大的气。我也发了火，我站起来讲，葛洲坝是总理定的，我是支持的，总理死了，我就是罪魁祸首，你们要怎样！叫了一阵子算了，也就不作声了，就那么回事！”“我到葛洲坝去了三次，有一回硬要把我拖去，我又发烧，又拉肚，是硬撑着去的，去了是支持搞上去。办个事难呢！不干的总比干的高明。”
时时关注三峡工程
李先念一直特别关心三峡工程是否上马，经多方研究论证，到1983年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了上马兴建的初步决策。他表示同意兴建，并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意见。
自从1958年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后，三峡工程的设计和科研工作就一直在进行。但因工程浩大，技术复杂，对是否要建三峡工程及何时兴建，意见分歧很大，难以统一。1978年1月，李先念和谷牧视察葛洲坝工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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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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